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原定星期日舉辦婦女節遊行，不過在上星期六遊行前夕突然宣佈取消遊行。警方當晚會見傳媒表示，主辦單位在平衡各方利弊後，通知警方取消遊行，又表示發現有“暴力團伙”聲稱響應遊行，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遊行取消後，警方星期日仍派駐大批警力駐守原定的遊行起點，民主派政黨社民連當日發聲明表示，該黨4名成員上星期五被國安警察問話，警告不得參與遊行，明言如堅持出席將被拘捕。社民連主席陳寶瑩表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簡稱女工會)曾經是前年解散的民間人權陣線成員團體之一，該會上星期四(3月2日)在社交媒體宣佈，星期日(3月5日)舉辦的婦女節遊行，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是新冠疫情爆發超過3年後，首個獲批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
婦女節遊行前夕主辦方突然宣佈取消
女工會的帖文表示，婦女節是發聲和團結的日子，每年三八既是紀念百多年前婦女走上街頭爭取權益，也是婦女團結發聲的日子。在經歷過社會運動、世紀疫症的洗禮，香港變得不再一樣。可是，今日香港婦女處境每況越下；女工會申請遊行和集會，希望藉著婦女節，大家可為改善生活處境、促進權益保障而團結發聲。
不過，兩日後上星期六(3月4日)遊行前夕，女工會突然在社交媒體帖文表示，原定星期日(3月5日)舉行的婦女節行動(遊行及集會)，很遺憾決定取消。但是沒有交待取消遊行集會的原因。
警方指有”暴力團伙”聲稱響應遊行
警方港島總區署理高級警司鄭威健上星期六晚會見傳媒表示，收到主辦團體通知，在平衡各方利弊之後，決定不舉行星期日的遊行，警方早前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無效。
鄭威健又表示，發現有“暴力團伙”聲稱響應遊行，他呼籲市民不要以身試法參與非法集結。
根據香港《公安條例》任何人如參與非法集結而被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5年，或可處罰款港幣5千元(超過640美元)以及監禁3年。
有傳媒問及，警方所指的“暴力團伙”是那些組織﹖警方在北京舉行兩會前夕，在香港各區部署大批警力和裝甲車巡邏，有否要求主辦單位取消遊行，避免令北京中央政府造成“尷尬”的情况﹖
鄭威鍵回應表示，尊重主辦單位的決定，他相信主辦單位是在平衡不同因素後作出決定。至於女工會取消遊行是否和北京正舉行的“兩會”有關﹖警方有否施加其他條款，鄭威鍵重申，不評論為何主辦方會有相關決定。
不反對通知書加上國安條款
據多家香港傳媒報道，警方上載的”不反對通知書”中列明，遊行主辦方必須確保遊行符合《香港國安法》，以及確保遊行“不會構成不利國家安全的情況”。遊行申請人數是100人，不反對通知書列明，警方會按獲通知的參與人數調派人手，如果預料參與人數有可能大幅增加或減少，必須立刻通知警方。
女工會宣佈取消婦女節遊行後，警方星期日仍然派駐大批穿上防彈戰術背心的軍裝警員駐守原定的遊行起點，灣仔修頓球場一帶。
社民連成員被國安警問話 不得參與遊行
國安法實施加上疫情限聚令之下，過去兩年多仍然有舉辦小型示威活動的民主派政黨社民連，星期日發聲明表示，撤銷《限聚令》後第一場獲警方批准的遊行——"三八婦女節發聲遊行”最終取消，主辦單位女工會雖然沒有解釋原因，但從警方最初批出“不反對通知書”，又突然聲稱有“暴力團伙”響應活動，到最後主辦者主動取消遊行，事有蹺蹊，想必社會大眾心中有數。
社民連表示，事實上，遊行前兩天(3月3日)，社民連4名成員遭國安警察問話，警告不得參與遊行，明言如堅持出席將遭拘捕。社民連對參與合法遊行竟遭到國安警察恐嚇及阻撓深感憤怒，但在壓力下只能缺席，希望遊行順利進行，豈料遊行最終在壓力下取消。
陳寶瑩指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社民連表示，《基本法》第27條所賦予港人遊行集會示威的權利慘成一紙空文。言論自由受威脅，遊行權利遭踐踏，這個活生生的事實，即使當政者如何“舌燦蓮花，唱好香港”也不能掩飾。
社民連主席陳寶瑩星期一(3月6日)接受商台節目訪問表示，國安警察帶她到警署談話，開門見山說不要參加婦女節遊行，聲稱“是為我哋好”，但就沒有解釋原因。
主持問及，如果遊行如常舉行，而陳寶瑩只是參加者，警方可以用什麼罪名拘捕？陳寶瑩只是簡單回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被約談成員指警方行動”匪夷所思”
其中一名被國安警約談的社民連外務副主席周嘉發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警方的行動是”匪夷所思”，一方面發出遊行“不反對通知書”。另一方面又約談社民連4名成員，向他們施加壓力，要求不要參與遊行。
周嘉發說：“它(國安警問話)途中都是有對我們施加一些壓力，即是如果我們真的今日(3月5日)、即是這個星期日我們是出門去這個(婦女節)遊行，基本上都可以期待是會馬上被拘捕，當然我想都不需要去、刻意去幻想它(警方)會用些甚麼罪名，我想都可以、它們的‘創意’實在太過厲害了，然後變成好像警方是會批准遊行，但是它反而又對民間施加一個都相當大的壓力，因為它又加了一些譬如”國安條款”給女工會。”
周嘉發表示，國安警要求社民連4名核心成員到警署問話，都沒有出示任何法庭手令之類的文件，法律上他們可以不接受問話，不過，周嘉發形容國安警”打鑼”一樣不斷致電，他們不可能拒絕到警署接受問話。周嘉發又表示，警方問話的內容相當荒謬，而且這次問話前一星期，香港警方的港島區警民關係組已經多次要求約談。
周嘉發說：“(國安警)都強調稱‘我們都是為了你們(社民連)好而已”，即是你想一想如果遊行發生了甚麼事的話，這樣無謂了。當然我都覺得這些是很荒謬，但其實是很奇怪，因為一星期前即是港島區的警民(關係組)同事、即是警員才問我，你們(社民連)誰人去(婦女節遊行)、幾多人﹖橫額可能想寫甚麼﹖他們都很仔細地問，其實說真的以前這些遊行，社民連都不知去多少，如果次次都要答這些問題，我真的‘好唔得閒’(沒時間)，它(警方)這樣問我都算了，有幾多人、有誰呀﹖一些‘有名’的(成員)我都照答了、無所謂了，但是轉過頭又不同了，好像是幾個層面的事，我都不知是它(國安警)很後知後覺，還是它突然間有些所謂的‘線報’還是怎樣。”
憂限制港人表達自由是否會永續下去
周嘉發形容這次被國安警問話是一種“溫馨提示”的方式，他認為今後任何團體要在香港繼續運作，就要去適應或者摸索這種“新秩序”，他憂慮就算“限聚令”、“口罩令”等防疫措施已經完全取消，但是限制香港人表達自由是否會永續下去，接下來的五一勞動節能否舉辦相關活動，值得觀察。
周嘉發說：“到底香港那個示威的自由、遊行的自由還是不是存在呢﹖即使可能‘限聚令’完了都好，那時候都有記者都訪問過我們(社民連)了，我們都不是很樂觀的，即是對於會不會有大型遊行的出現，果然都不出所料，即使警方明明不反對，但又用了很多這些‘小動作’，我們不知道女工會究竟是它們取消(遊行)的原因是甚麼，但是相信可能受到各方的壓力之下，就被迫無奈取消，因為可能(遊行)中間有些甚麼事發生。事前、事後可能令到它們會背負一些不符比例的責任，這樣所以真的是很困難的，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但是都沒辦法了，可能大家繼續用不同的型式去爭取，或者去同身邊的人去談一些對他們來講很重要的價值、議題，或者可能公共的層面，或者是街道上可以發生到的(示威遊行)，可能性只可以說是不斷去收窄。”
兩會前夕高調反恐向北京“交功課”
對於警方在北京兩會舉辦前夕，高調在全香港多區派出裝甲車作反恐巡邏，周嘉發表示，警方只是向北京“交功課”，以切合”維穩”的形象，他認為做法有點誇張，因為不會有太多香港市民關注北京兩會的議題。
周嘉發說：“只能夠很無奈、可能香港所謂的‘敏感日子’又多了幾天。我都不知現在怎樣，只是透過一種可能高姿態的巡邏去、其實可能都是做給北京看，即是北京有這種規格的巡邏，我們香港都有、我們(警方)都有去做事情的，即是我覺得像是一種‘交功課’型式的事情，首先那個(人大、政協)兩會在香港如果真的做一個民調，不是真的太多人知道這兩日是有這個兩會(開幕)，沒有廣論裡面發生甚麼事，那個(婦女節)遊行也不是太多市民打算去，所以這些東西(大規模反恐巡邏)它(警方)做的手段，又或者都不是很合符比例，都似乎是它們只是為了滿足某些人對於那個維穩形象上，所以才要做得比較誇張一些。”
工會憂國安條款下發聲空間收窄
對於女工會發起的婦女節遊行突然宣佈取消，10年前曾經參與葵涌貨櫃碼頭大罷工的香港碼頭業工會成員黎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憂慮警方在不反對通知書加入國安條款，未來的香港可以發聲的空間愈來愈小。
黎先生說：“所謂用國安條款來控制一些工人團體(舉辦遊行)，那我成立工會來做甚麼呢﹖我們成立工會就是說我們去為工人發聲，爭取合理的訴求，你(警方)連最基本一件事情(遊行)你都反對的，還有甚麼可以自由的空間、發聲的空間﹖沒有嘛﹗這樣你可以想一下，未來的香港會變成怎樣﹖這個明眼人都應該想得到，壞一些講，它(當局)講怎樣就怎樣的了，即是完全不讓我們去發聲，我們在講應該我們講的東西，我們為工人的事情，連這些基本的發言空間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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