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未來幾年之內，如果這個政策不改變，大多數中國新聞機構在美國的存在會慢慢消失。”中國某官媒常駐美國的一位資深記者談到美國政府最近針對中國駐美官媒採取的限制措施時對美國之音如是說。由於涉及敏感話題，這位記者要求不透露他的身份。
在太平洋彼岸，中國政府已經驅逐了三家美國報紙的駐華記者。
《紐約時報》駐華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因拿不到簽證而不得不在5月8日離開中國，結束了他在中國長達24年的記者生涯。
“離開這裡，我心中充滿了悲傷，也對那些讓這個國家成為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家人與朋友充滿感激，” 他臨走前在一則推文中告別中國。
“你知道，它突然之間就結束了。這是毀滅性的，”直到最近還是《華爾街日報》駐京首席記者的魏玲靈（Lingling Wei）在一個討論會上談到她被迫離開中國的情形時這樣說。
圍繞媒體待遇的最新一波角力
在美中關係陷入低谷之際，北京和華盛頓圍繞媒體和記者待遇展開了最新一波角力。
2月18日，美國國務院要求五家中國官媒駐美機構註冊為外國使團。它們分別是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文《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新華社和CGTN已在2018年被美國司法部要求按照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進行註冊。
一天后，北京以《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 這一“惡意攻擊和抹黑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評論文章為由，宣布驅逐該報的三名記者。
隨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3月2日宣布，對五家中國政府控制的國營媒體機構的中方在美人員人數設定上限，從之前的總共160人削減到100人，並限期這些中國官媒機構在3月13日前履行新的人數限制規定。
3月18日，北京宣布了反制措施。外交部要求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時代周刊》五家美國媒體駐華機構申報在中國境內所有工作人員和財產信息。當局還要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三家媒體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交還記者證，而且今後不得在中國境內包括香港、澳門繼續從事記者工作。這實際上是驅逐了三家大報的駐華記者。
5月8日，就在《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離開中國的同一天，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在非美國的新聞媒體中工作的中國記者的工作簽證將被限制在90天，可以申請延期，但期限也只有90天。他們在8月8日之前必須申請簽證的延期，否則就得離開美國。
此前，美國給大多數持有I簽證的中國記者的是開放式、單次入境簽證。美國給予其他國家的記者是五年有效、多次往返的簽證。
中國給外國記者的簽證通常為一年，每年要申請續簽。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今年3月2日的一份報告說，自從2013年以來，有九名記者被中國當局驅逐或拒絕延長簽證，有十餘人的簽證只有六個月甚至更短。該組織說：“中國當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簽證當武器對付外國記者。”
宣傳手與新聞記者
不斷加劇的媒體戰發生在兩國關係日益惡化之際。美國官員認為，在美中之間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中，被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要求“姓黨”的中國官媒是一個威脅，這不僅是因為它們能夠利用官媒的駐外記者在世界各地發起宣傳戰，而且這些機構也能為情報人員提供掩護。
蓬佩奧國務卿3月2日宣布對中國駐美五家官媒實行人員上限時還談到了對等原則。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的目標是對等。就像我們在美中關係其它領域所做的一樣，我們尋求建立早就應有的公平競爭場地。我們希望這一行動將促使北京採取更為公平和對等的方式來對待美國和其他駐中國的外國新聞媒體。我們敦促中國政府立即信守其尊重言論自由包括新聞業者言論自由的國際義務。”
那位中國官媒駐美記者談到了華盛頓的限制措施給他的同事們帶來的不安。
“很焦慮。普遍非常焦慮，”他說，“他們第一焦慮的是他們的簽證能不能得到續簽，能在美國工作多久；第二個，他們在美國的工作會不會受到美方的進一步壓縮和打壓。”
美國官員說，中國官媒人員在美國所從事的工作是為共產黨宣傳，出於對全世界新聞業者的尊重，他們拒絕把這些官媒人員稱為“記者"。
美國時事評論人士章家敦（Gordon Chang）說，這些官媒記者確實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記者，美國政府有必要加強對他們的限制。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不是我們認為的新聞記者。他們自己就稱他們是宣傳工作者。事實上，他們中的一些人是間諜。因此，我們需要更嚴密地控制它們在美國的活動。”
這位《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書的作者說，他在美國與一些中國記者有過接觸，他認為他們也想做真正的記者，但是由於他們在中國的宣傳機構工作，不得不接受嚴格的政治控制。
他說：“他們可能像記者那樣運作，但國家不允許他們像我們認為的記者那樣行事。這是一個很不同的概念。”
一位曾經在中國官媒駐外機構工作的記者對美國之音說：“就像我，我也是受過專業的新聞訓練，我也知道新聞該怎麼寫，應該秉持怎麼樣的標準。大家都是知道的。但你說他們是不是有宣傳的意味在裡頭，當然是有。”
曾經擔任過《洛杉磯時報》和合眾國際社等媒體的駐京記者桑萬（Scott Savitt）認為，中國的記者假如被允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記者，他們會是世界上最好的記者。
他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日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記者。”
在美國的中國官媒記者如何報導美國
那位正在準備申請簽證延期的中國官媒駐美記者承認，中國當局現在對駐美記者的報導施加了越來越多的限制，包括不報導美國的積極面。
他說：“早一些年的中國媒體的涉美報導中非常常見，就是人家的廢水污染是怎麼處理的，人家的經濟創新是怎麼搞的，但現在，最近幾年是越來越少，不是我們不願意報導，是報導方針出現了不一樣。”
隨著中國國內政治氣氛的變化和美中關係的轉冷，這位記者說，中國政府的新聞控制讓他們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了。
他說：“我說句老實話，中國記者、媒體因為受到中國政府的授意，他們越來越多的希望採訪到支持中國的聲音，這在美國就比較困難。”
這種困難之一是因為美國國內支持北京的聲音越來越難找了；即使那些原本願意接受采訪的被稱為“知華派”專家也發現，自己的聲音並沒有被中國官媒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當局只登出他們喜歡的那部分言論，而他們的另一部分言論則不予採用，這樣一來他們現在也不願意接受采訪了；那位中國官媒記者還說，在當前氛圍下，還有一些美國專家認為，如果他們接受采訪而且評論被當成親共言論出現在中國官媒，他們可能會在美國國內受到抨擊。
在美國警惕並譴責中國政府散佈虛假信息甚至乾預美國選舉之際，這位中國官媒駐美記者還說，他們如今連報導美國負面新聞都不那麼容易了。
他說：“你報導美國有什麼好吧，它肯定是不行，你報導美國壞吧，它也是件越來越大的問題。”
曾經在中國官方駐外媒體工作過的那位記者告訴美國之音，跟前些年相比，中國記者的報導空間進一步收縮了，這不僅體現在對一些表達方式的限制上；它也體現在對一些敏感話題不准自由報導，而是採用新華社通稿的做法上。
這位資深華文記者說：“即便那會兒有一些時候會比較委婉一些，但是也不會說完全不報。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報導尺度應該是嚴格了許多，因為我看他們現在的報導，有一些議題上，只有一個方面的聲音。比如說說中國的壞話，或者說跟中國不一樣的意見的時候，他們通常不會報導。”
他說，他在外面採訪的時候，一些中國官媒的記者有時會請教他，在某個議題上應該採訪哪位美國專家，他通常給他們的答復是：“他們說的你能報嗎？ ”
他說：“他們也沒有直接的正面回應，有些時候就那麼笑一笑。”
駐美記者在中國整個社會算是相對理性群體？
那位中國官媒駐美記者說，美國要求中國新聞媒體登記為外國使團或是外國代理人以及對他們的報導提出批評雖然給他們帶來了困擾，但他最擔心的是美國對中國記者的簽證限制帶來的長期影響。
他說，即使目前在美國的中國記者通過續簽可以在美國呆一段時間，但對於大批在中國等待接替他們的人來說，他們會因為目前的這種簽證政策存在的不確定性和潛在的風險而選擇不來美國工作了，長此以往，中國的新聞機構會找不到願意來美國常駐的中國記者。
他對此感到可惜。他覺得，不管美國方面如何看待中國駐美記者，但是在中國整個社會中間，他們相比之下是屬於比較理性、溫和的人，在美國呆了一段時間後看美國也比較透，對美國也有感情，認同美國的理念，而美國打擊的正是這些人。
他覺得，沒了他們這些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中國網絡上有關於美國的假新聞和陰謀論內容將會更加氾濫。
美國新聞界人士警告信息寒冬
另一方面，美國的媒體人則擔心，中國驅趕美國記者會影響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這對北京或是華盛頓以及兩國的投資人和企業都將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人甚至提出了“信息寒冬”的說法。
最近離開中國的《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魏玲靈在參加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中國事務主編沃泰姆（David Wertime）主持的一個圓桌討論會上說：“潛在的信息寒冬真的在發生。如今，由於中國經濟的規模，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想知道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人們仍然渴望了解中國，與中國交往。來自中國的信息質量下降也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擔任過《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的馬庫斯·布勞奇利（Marcus Brauchli）在同一個討論會上說：“美國和中國這兩個大國之間的信息透明流通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中國公司到美國資本市場籌集資金，美國的投資人依靠獲取有關中國的信息來了解其投資狀況。中國公司想在美國開展業務，我們已經看到並非所有中國公司都了解美國的政治局勢。我認為，他們實際上可以從更好的信息流通中受益。他們可能會犯更少的導致他們與美國政府產生衝突的錯誤。”
在奧巴馬政府任內擔任過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麥艾文（Evan Medeiros）認為，與以前相比，美國現在獲得有關中國信息的渠道還是很多的，在他看來，更大的挑戰是如何獲得高質量的、沒有偏見的信息。他說，在美國的一些優秀的記者被趕出中國以後，美國有關中國的報導和信息質量也會下降，因此美國洞悉中國領導人在一些問題上的想法的能力也會減少。
他還認為，這些被北京驅逐的記者不得不在中國境外報導中國，這會不可避免地失去從本地發報導的優勢。
他說：“許多記者將前往美國或台灣重新安營扎寨。這突出了意識形態差異的程度。試想一下，如果有一群西方記者都駐在台北報導北京。你知道駐台北會有駐台北的偏見。這是不可避免的。對於那些原來駐在中國現在轉到美國運作的記者來說，情況也是一樣的。”
被趕出中國的美國記者有的前往台灣，有的回到美國，繼續報導中國事務。
美中兩國的做法已經不對等？
那位中國官媒駐美記者稱，美國政府談對等，但是在對記者簽證的限制上，美方已經不對等了，因為美方給所有駐美國的中國記者的簽證期限現在都是90天，但中國給外國記者發放的是一年有效多次入境的簽證。
不過，駐華外國記者俱樂部3月2日發布的報告說，2019年有高達四分之一的外國媒體記者拿到的是不足12個月的記者簽證，而是有效期為六個月、三月、甚至是僅30天的簽證，所涉及到的美國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美國之音。
美國之音中文部駐京記者葉兵說，他的記者證有效期從一年縮短到六個月，最近又被減少到三個月。除此以外，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一些美國媒體僱傭的中國新聞助理也被中國當局解僱。
前美國駐京記者桑萬雖然不贊同特朗普政府對駐美中國記者施加限制，但對那種“美國政府對中國記者的待遇比中國當局對外國記者的待遇還要差”的說法，他絕對不敢苟同。
他說：“柯達德（Todd Carrel）曾經是美國廣播公司駐北京分社社長。他在天安門屠殺事件三週年的時候遭到中國警方毆打。他被永久性的致殘了。沒有哪個中國記者的脊椎受到美國警察的傷害。”
當天遭到中國警方逮捕或是毆打的除了這位美國記者以外，還有其他九位外國駐京記者。
1980年代初就到中國留學的桑萬說，只要是好的記者在中國都會遭到警方的刁難、粗暴的對待甚至是毆打。而中國記者根本沒有聽說或根本就不知道柯達德是誰。
事實上，在1989年之後，不少駐京記者在中國進行報導時都遭到了中國警方的粗暴對待。目前是美國國安會副國家安全顧問的博明（Matt Pottinger）在擔任《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期間就受過中國警方毆打。《華盛頓郵報》駐京記者潘文（John Pomfret）曾經也捱過中國警察的打。
近年來，外國記者在中國的報導活動受到政府的嚴格監控，他們在被當局認為是敏感的地方或是對敏感的人或事件進行採訪時往往會受到騷擾甚至是扣押。
最近被趕出中國的《紐約時報》駐北京分社社長麥思理（Steven Lee Myers）6月11日在與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美中問題專家謝淑麗（Susan Shirk）主持的一個視頻討論會上講述了他去年在中國新疆採訪報導的經歷。
他說：“我在那里報道時被當地的警方扣押了三次，我被禁止進行採訪工作。對於外國記者來說，這不是一個非同尋常的經歷。當你出現在某個地方的時候，當地的安全人員或是警察立即會趕到那裡，與他們的交道往往會耗上很多個小時。”
他還提到，他有一次與同事在四川的一個藏區採訪時就被當地警察送回到機場，並被安排在飛回北京的一架飛機上。
麥思理說，他們還注意到，就在過去的幾個月時間裡，中國人對外國記者的意圖抱有更大的懷疑，對記者也懷有敵意；而那些以往經常接受采訪的中國專家、學者現在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採訪。
媒體戰近期無解
美中兩國的記者都認為，近期看不到媒體戰化解跡象，尤其是在大選年。
“中美兩國目前在媒體戰中體現出來的錙銖必較，誰也不願意後退的這種對抗性做法是最值得憂慮的，”那位中國官媒駐美記者說。
2016年出版了講述他在中國做記者的經歷的《不速之客：一位駐華美國記者》（Crashing the Party: An American Reporter in China）的桑萬認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當局以牙還牙的所謂對等的做法不會有什麼效果。
他說：“當大家說應該對等時，我總是對他們說，你可以跟中國以牙還牙，但是他們會整天和你換吃棋子。他們不在乎。他們不能被視為軟弱。你對他們做的每一件事，他們也會反過來對你做。所以這不會達到任何效果。”
時政評論人士章家敦則認為，美國必須對中國的做法做出對等的回應。
他說：“目前，我們給他們的准入毫無限制，而中國給我們的准入則極為有限。我認為，我們必須要求對等。這是我們得到中國任何准入的唯一途徑。如果我們發現我們在中國沒有任何准入，那他們在我們的社會就不應該有准入，因為他們企圖破壞我們，因此這是一個特殊情況。”
本月早些時候，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話說，特朗普政府正在考慮再把中央電視台（CCTV）和中新社等至少四家駐美中國國營新聞機構列為外國使團。到目前為止，美國國務院還沒有宣布這一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