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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射箭選手安山勇奪三金 短髮引爆性別和厭女爭議


南韓射箭女選手安山在東京奧運會賽場上。 (2021年7月30日)

年僅20歲的南韓射箭女將安山,首次參賽,就在今年的東京奧運拿下個人、團體和男女混合團體賽的三面金牌,創下奧運歷史紀錄。但她卻因一頭利落的短髮,遭南韓網友批評為“必須遠離的女性主義者”,掀起南韓對性別議題的論戰。

觀察人士指出,南韓自1922年發生賣藝妓生薑香蘭因蓄短髮而不見容於社會的事件以來,百年來重男輕女、貶抑女性的“厭女”思維不曾改變,也讓南韓成為亞洲國家中女權最落後的國家之一。

東京奧運順利落幕,但賽事期間引發的爭議事件仍餘波未平,其中包括在南韓引起軒然大波的“安山事件”。

年僅20歲的射箭好手安山,第一次參加奧運會便為南韓在女子個人、女子團體和男女混合團體射箭項目拿下三面金牌,更追平南韓史上個人單屆奧運的奪金紀錄。

表現如此優異的安山,本應獲得舉國歡騰讚譽,但她在比賽期間卻招致南韓仇女網民的大規模撻伐,上千人留言謾罵、甚至鼓譟呼籲取消她的金牌資格。而這些惡評竟只是因為她的“利落短髮”和“中性氣質”,以及曾經在社群媒體使用過所謂的“厭男”流行語。

“安山事件”始末

回到今年三月,安山在社群媒體Instagram上傳了自己的訓練影片,當時就有人質疑她為什麼要剪短髮?安山僅回“這樣比較舒服”,沒想到卻引來更多的圍攻,說她念光州女子大學,偶像是女粉絲居多的女團MAMAMOO,還說她完全就是個典型的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在南韓是個負面代名詞。

網民還挖出安山過去的發文,說她用過“五兆五億”這個流行語。 “五兆五億”原本只是用來形容數量很多,但在厭女團體中,這字眼成了女性用來貶抑男性的用詞,帶有“精蟲多也沒用”的意思。

網暴爭議鬧得沸沸揚揚,而且一直延燒到奧運賽事期間,雖然安山本人一向不太回應,但不願坐視仇恨性語言被正當化的她,近期也一度酸回“當你自卑地只能房間里傳訊息時,我已拿下了金牌。”

台灣女權運動者周芷萱(照片提供: 周芷萱)
台灣女權運動者周芷萱(照片提供: 周芷萱)

在台灣研究女性主義多年的女權運動者周芷萱表示,女性主義挑戰的是父權體制的價值觀與整個父權結構,因此,父權色彩濃厚的南韓社會對女性主義的攻擊,從來沒有少過。

周芷萱告訴美國之音:“在南韓,雖然社會保守,但女權運動其實並不隱性,在南韓的婦女運動,不管是支持墮胎或是LGBT(同志)族群的運動都持續進行,只是與台、港、日甚至亞洲各國比較起來,南韓的女性主義者受到的攻擊和壓力,更為凶猛,承受的污名與衝突,他們確實算是數一數二。(她們)甚至在站出來的時候,會因為害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而選擇匿名”

厭女現象 普遍存在

“厭女”二字,指的就是貶抑女性,對女性的憎恨、厭惡和偏見。不只亞洲,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存在厭女文化。而這個字詞的出現,讓女性主義者可以更具像地批判父權,後來也衍生出厭女症(Misogyny)或厭女主義(Misogynism)這類較為學術的名詞。

周芷萱解析:“所謂的厭女,其實在討論父權體制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或大家思考事情在文化上的各種態度。亞洲有自己獨特產生厭女文化的方式,比如說,南韓在社群媒體上的互相攻擊、網絡世代的互相挑戰,比以往更盛行。比如說女性主義者有女性主義者的社群、反女性主義者也有自己的社群,社群時代透過網絡就會讓有些事情呈現的方式很不一樣。”

而“厭女”在中國的樣態也太不相同。周芷萱說:“不只是厭女文化,中國對於性別氣質的流動是很有意識的在打壓,包括加諸在明星身上的‘限娘令’,要求(男)明星不能太娘、不能戴耳環,中國並不想要明星南韓化。”

至於陽剛的中國女性也會遭到非議。奧運賽事期間,中國鉛球好手鞏立姣奪金後,在接受官媒央視訪問時,竟因魁梧的身材而被形容為“女漢子”,而且頻頻被問及男朋友和結婚的規劃,引發了中國媒體製造女性刻板印象的爭議。只不過,鞏立姣比安山幸運,中國網民不僅一面倒抨擊性別意識薄弱的央視記者,還貼文質疑“女性能被討論的只有婚姻和外貌嗎?”,獲得近3億人次的呼應,代表一般民眾對鞏立姣勇於追求自我夢想和人生成功的高度支持。

中國鉛球女運動員鞏立姣在東京奧運會賽場上。 (2021年8月1日)
中國鉛球女運動員鞏立姣在東京奧運會賽場上。 (2021年8月1日)

在南韓,長發是傳統女性氣質的象徵,因此,周芷萱說,在南韓男人眼中,安山的“短髮、中性”氣質違反了女孩子該有的樣子。她說,南韓男人期待女性是可被慾望、附屬的、不反抗的角色,因此,中性安山的崛起確實引起很多男人的焦慮。

周芷萱說:“短髮中性的女性,被認為跨越了女性該有的位置與樣子,變成異性戀男性而言‘不可欲的對象’,不可慾望。對安山的攻擊裡,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那些南韓男人非常擔心,以一個金牌選手的身份,會讓讓南韓的女性主義者和女人不想被男人慾望的風氣更盛行。”

南韓男女從沒平等過?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今年的“性別衝突調查”顯示,南韓有八成民眾認為國內性別關係緊張,排行亞洲國家第一高。研究南韓文化超過40年的台灣知韓文化協會執行長朱立熙直言,南韓社會從來就沒有男女平等過。

曾於1980年代派駐首爾、擔任新聞特派員的他說,“安山事件”讓他想起南韓早期的妓生薑香蘭,這位將近100年前的另一位“短髮”犧牲者。

台灣知韓協會執行長朱立熙 (照片提供:朱立熙)
台灣知韓協會執行長朱立熙 (照片提供:朱立熙)

朱立熙告訴美國之音:“南韓的妓生相當於日本的藝妓,姜香蘭在1922年第一次被報導出來,以剪短髮、特立獨行的形象現身。但要是你清楚南韓人的民族性,就知道他們是集體性的,不能有個人主義,不接受不合群的人。姜香蘭獨特的個人風格,南韓社會所不允許也不接受。之後呢?在她兩度輕生之後,就查不到她的報導了。因此,現在看到安山,(網民)對於安山的批判是可以理解的。”

朱立熙說,南韓是“家父長制”的父權社會,重男輕女貶抑女性主義,百年來不曾改變,即便是現在,男女不平等改善的程度也相當有限。

關於男性的刻板印象,南韓有句俗語讓朱立熙特別印象深刻,那就是:“男人進廚房的話,辣椒(生殖器)會掉下來。”他說,很多老一輩的人都是用這句話來訓示晚輩,以告誡南韓男人不能進廚房,否則會被看不起。朱立熙說:“還有,當年如果太太有染上煙癮,先生可以訴請離婚,理由是女性家庭主婦,應該乖乖持家,會染上煙癮表示你不安於室,交到壞朋友,被認為不是良家婦女。”

南韓有意推動女權卻適得其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1年所公佈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南韓在153個評比國家中,排名第108名,在男女不平等的指數上,持續落在後段班。

其實,南韓政府在2001年金大中總統時代,成立了“女性家族部”,以製定女性政策,並管理、保護婦女兒童的權益、防止家庭暴力,其最終的目的在增進女性福利,提升女性社會地位。

現任總統文在寅從2017年開始,也推動過一系列政策,希望增加女性僱員的佔比。

台中修平科技大學觀光休憩管理系副教授金尚浩 (照片提供:金尚浩)
台中修平科技大學觀光休憩管理系副教授金尚浩 (照片提供:金尚浩)

金尚浩博士是在首爾出生長大的南韓人。目前在台灣做文學研究與教書的他,對“女性家族部”的設立不以為然。金尚浩告訴美國之音:“女性家族部的成立,說是專門照顧女性,卻被許多人批評,這個部的存在,根本上就是代表了不平等,因為事實上並沒有男性家族部。”

即便南韓政府有意識地推出性別平等的政策,但卻意外地讓南韓男性認為,這是“女性主義”惹的禍,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想,要男性一肩扛起家庭責任,受到最大壓迫的反而是男性。也因此,在南韓激烈的就業競爭下,男性一旦在職場受挫,自然而然就會怪罪女性主義抬頭,剝削了男性權益,才會讓“厭女”思維無孔不入,藉此抗衡女性。

金融風暴後 南韓女權興起

根據金尚浩的觀察,南韓女權主義之崛起,最明顯的分水嶺就是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風暴。金尚浩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開始,1998年是影響南韓最深的一年,失業率高達6.96%,很多男人失業,因為自尊心關係,不願意去做他們眼中‘低階’的工作,變成女性外出上班,去賣場、工廠,即便薪水不高卻撐起了一個家,從這個時候開始,很明顯女性在家中講話開始大聲,開始擁有主導權。”

金尚浩還說:“我印像很深刻,2009年有部電視劇《賢內助女王》,就已經出現男性被太太趕出門的情節,睡在公司、不敢回家,很多人看劇覺得情節誇張,但這情況是確實發生的。”

男女權力轉移,也推升南韓的離婚率。

2020年南韓離婚率達每千人有2.1人離婚,近十年的離婚率都維持在每千人2.1人到2.3人間。不過,結婚率下降,離婚率卻絲毫沒有走跌的趨勢,而離婚所帶來的羞恥感也似乎越來越不重要,金尚浩說:“現在女性高學歷多,找工作也比較容易,有工作有經濟能力,導致離婚率也變高。遇到難以忍受的另一半,女性不再選擇遷就,對老一輩的來說,這幾年‘黃昏離婚’、‘卒婚’也漸漸興起,都顯示女性的不想隱忍,以及女性意識的抬頭。”

南韓女性 職場歧視多

2021年聯合國人口基金 (UNFPA)公佈的最新報告顯示,南韓的生育率過低, 2021年達到1.1,在198個國家當中排行第198名,而且連續兩年墊底。

南韓居民邱邱雅 (照片提供:邱邱雅)
南韓居民邱邱雅 (照片提供:邱邱雅)

來自台灣、嫁到南韓四年的邱邱雅說,南韓人真的不敢生。現年40歲的邱邱雅告訴美國之音:“生了小孩,你找得到工作嗎?南韓女性為什麼沒辦法在職場繼續工作,是因為工時非常長。舉例來說,傍晚6點50分老闆進來要臨時開會,南韓人晚上有約怎麼辦?取消。南韓的職場就是這樣,不可能對老闆說不,要是在台灣可能東西都收好、準備上個廁所回家了。像這樣的狀況如果是常態,要多給保母的費用可能就不夠付了,最後(南韓女性)乾脆就自己帶。”

31歲的影像設計謝琳達,畢業不久就遠赴首爾工作,長達六年之久。她現在任職中小型企業,但聽過太多在大企業上班的女性友人抱怨職場。謝琳達告訴美國之音: “我們稱為‘玻璃天花板’。女生不管怎麼樣,看得到上面的位置,但就是升不上去。一起進公司、同樣資歷的男性,都可以比女性有更好、更快的申遷機會,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南韓居民謝琳達 (照片提供:謝琳達)
南韓居民謝琳達 (照片提供:謝琳達)

謝琳達慶幸她任職的公司小,升遷相對容易。她說:“不過像我們小公司,一個職位就是一個缺,大家各司其職,做好分內的事情,老闆會按照你的年資跟能力,還是有加薪和升遷機會。”她說,據她觀察,過去五年來,南韓職場的氛圍也有些許改變,“很多女性有很好的專業能力,在高級管理部分也多出很多女性經理人。”

亞洲女性主義的未來

相較於歐美,亞洲的女權主義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女權主義者周芷萱說:“比起歐美,亞洲女權運動只有三四十年,相對西方來說,還是比較新,不過好的地方是,現在已經越來越多男性站出來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支持性別平等。”

她說,只要持續推動,亞洲的女性主義之路會越走越穩健。周芷萱說:“女性主義就是持續挑戰現有體制,而體制也必須做出反應。像是男性請育嬰假的問題,或許現在沒人在乎,但持續推進,未來或是當我們的下一代長大成人。當他們需要的時,法規就在那裡,更友善。社會會慢慢的不一樣,女性主義的未來,理想的情況下體制一一被挑戰、一一被拆解,一定會越來越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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