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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返崗?站在十字路口的疫後中國農民工


北京火車站裡在春運大潮中扛著行李準備乘車返回家鄉的旅客。(2023年1月13日)
北京火車站裡在春運大潮中扛著行李準備乘車返回家鄉的旅客。(2023年1月13日)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後,中國有些農民工或是自願或是被迫返回到農村,近來有不少省市發佈了一些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就業的政策,但對更多的農民工來說,除非他們在城市裡找不到工作,否則多數還是會往城市去,因為留在農村掙的錢根本難以養家活口。不論農民工回鄉是短暫現象還是長期趨勢,反映出城市用工需求下降卻是不爭的事實。

回鄉?返崗?站在十字路口的疫後中國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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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2月13日發佈了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 ,強調解決好“三農”問題是中共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

流動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農民工,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在2021年有2億9251萬人,比2020年增加691萬人,增長2.4%。其中,外出農民工1億7172萬人,比上一年增加213萬人,增長1.3%;本地農民工1億2079萬人,比上一年增加478萬人,增長4.1%。2022年的統計數據則尚未發佈。

顯然,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農民工回鄉潮,當時美國媒體CNBC曾報導,在2020年三月時的中國農民工數量比2019年同期減少246萬人,但隨著疫情漸趨穩定,農民工也逐漸回流回城市。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農民工們都表示,他們身邊真正回鄉發展的農民工很少,絕大部分只要有工作機會就會到城裡打工,原因無他,只因在城裡比較好掙錢養家。

靈活就業

今年56歲的平長就是少數在疫後返回四川鄉村的農民工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在深圳從事理發行業已經20多年,另有5年跑去新疆蓋房子,後來因為兒子要結婚,又遇到香港2019年反送中事件,以及疫情造成深圳口岸都關閉了,所以他們的理髮店都沒有生意,才會選擇回鄉。

平長強調,中國的農民工就業十分靈活,“哪裡有活就去幹”,新疆的工資最高,一天就有450塊錢人民幣,所以如果有人介紹新疆哪裡有房子要蓋,他們就會趕緊給老闆打電話去“預定”,然後背起行囊就過去新疆工作了;內地的酬勞會少一點,有專業的技術工大概一天350至400塊,小工(工地打雜)則是兩百元。

他說,農民工每個人在農村都有個一畝三分地,當他們在外邊打零工時,就會請親戚或鄰居幫忙種地,因為農民工在城裡賺的錢總的來說都比在農村種地要強很多,所以即使他現在住在四川閬中老家,離縣城頂多三、四十公里,所以他也是一邊種地,一邊在縣城附近打工。

平長說:“我們有活就要去幹,有工肯定去開,沒有活,那肯定就回農村,我今天早上才回去把地給它犁了兩塊 ,然後又回到城裡打工。”

他說,雖然現在疫情剛告段落,但不知道後面的情況會怎樣,眼見形勢也不會太好,他的年紀又偏大了,所以雖然回鄉賺的錢比較少,但目前就在家鄉附近就近打工就好。

幫扶就業創業

為鼓勵和支持更多農村青年紮根農村,中國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比如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正推行創業擔保貸款,並對返鄉的農民工進行培訓;石家莊出台了20條政策措施,鼓勵外出農民工回鄉創業就業,包括促進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暢通維權渠道等;河南市自1月至3月開展2023年“春風行動”專項服務活動,集中幫扶農民工就業創業。

不過,來自江蘇宜興農村、現在在深圳打工的呂健鋒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農村出去打工的人通常是青壯年族群,這些人都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他們都是靠著去城市打工來賺錢養家,如果以為農民工會自己喜歡留在農村發展是不現實的,會回去農村的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呂健鋒說:“所以呢,農民工不想返回城裡打工這個不現實,農民工肯定要到城裡去打工,他才能解決他的溫飽問題,解決他的這個家庭生存問題,這是毫無疑問。 ”

出口貿易冷清

呂健鋒表示,農民工主要靠的一些外資外貿企業的貨物裝卸和基礎建設的建築工地而生存,但殘酷的現實是,現在已經是二月份了,過去珠三角在此時的訂單是最“爆棚”的,但現在很多出口企業都接不到訂單,微信群裡很多人都在抱怨,這是往年看不到的現象。他說,大家原本在等疫情防控措施鬆綁後,今年的經濟情況就會好轉,但沒想到出口貿易似乎不太樂觀,“很淒涼”。

建築工地的情況也是如此。呂健鋒表示,一般基礎建設通常在農曆正月十五後就會開工,“但現在好像都停著”,是這些殘酷的現實面導致農民工現在沒辦法進來城市工作,因為他們在城市裡不享有跟城市居民一樣的教育與衛生福利,所以一但進城,花費會變得很高,他第一個要解決的就是生存問題,如果一時之間找不到工作,那麼過了十天半個月後,他的盤纏也會用盡。

呂健鋒表示,城市需工下降、沒有工作機會,這才是很多農民工沒有回到城裡、留在農村的主因,所以今年春節可以看到有比較多的青壯年人留在村里,這是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另外,去年12月無預警也無計劃地突然鬆綁疫情防控措施,造成很多農村老人過世,這也是很多農民工不能及時返城去找工作的另一個因素,因為要處理長輩的身後事。

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羅谷。(羅谷提供)
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羅谷。(羅谷提供)

羅谷 (Dexter Roberts) 是大西洋理事會和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著有《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一書,他曾是派駐在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外國記者,並創辦與發行中國通訊“Trade War”(貿易戰),對中國農村與農民工有著深入的了解 。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事實上,在疫情發生之前,中國沿海大城市的工作機會就已經沒有從前那麼多了,因此開始就有一些農民工自願返鄉。他說:“我覺得這個(回鄉)不會是短期的,我覺得可能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情況,為什麼?因為我覺得這些原來在城裡的工作的機會確實是越來越小了 。”

背後的盤算

羅谷表示,中國政府過去幾年來的政策一直是鼓勵農民工回到他們的老家展開新生活,這種計劃性的經濟發展策略背後的盤算是,有越來越多的工廠開始加速生產線的升級與自動化,所以他們不再需要這麼多勞工,同時,擁擠的城市也無法再容納更多的農民工。北京政府不會考慮農民工是否願意回鄉,以及如果他們回去了,是否有辦法在鄉村創造能養家活口的事業,或是那些鄉村是否有辦法蛻變為能提供就業機會的地方經濟體。

《低端中國》書裡講述的一個來自貴州南方炳花村的莫姓家族,算是一個回鄉成功的代表。莫姓家族只要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幾乎都到沿海大城市打工,有的甚至在十幾歲的就學年紀就到東莞的電子工廠打工。羅谷說,他近日得知,其中一名家族成員回鄉開了一間賓館、做起生意,因為他自覺年紀不小了,所以選擇留在家鄉,同時希望能為村裡的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

羅谷表示,他至少在十年前就聽過莫家人有想要興建賓館的計劃,但一直沒有實現,但隨著中國交通建設的進步,讓城市裡的人進到農村變得沒有那麼遠,尤其疫情期間,城裡的人出國機會不多,大家都轉而在國內遊玩,促成國內旅遊行業盛行,為農村帶來發展契機。

不過,羅谷也說,並非所有回鄉的農民工都能像莫家人一樣開賓館,失業的人也很多,他幾年前回到中國農村訪查時,路上貼滿標語,提醒村民“找不到工作不能太懶”、“不能依靠你的父母 ”、“必須認真找工作 ”等,可以看出農村失業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疫情衝擊大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認為,農民工回鄉只是個短期現象,撐不了太久。

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陳筠攝)
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陳筠攝)

他表示,中研院最近在做一系列的調查,初步發現中國農民工相對於公部門以及可以自產自製自銷的農村,是在疫情當中遭受比較大就業衝擊的群體。農民工回到自產糧食的農村雖然可以起到一個“避震器”的效果,一時之間或許不會被經濟壓力給擊垮,但基本上他的收入下降還是很明確的,而且目前中國農村裡的農民,有大約六成到七成的收入都是來自非農業的現金收入,也就是說,他還是必須在農閒的時候出去外面打工,或做農產品販售或是農家樂休閒民宿等,只有在農忙的時候才做會真正做一些務農的工作。

林宗弘說:“現在的農民工,因為他其實已經很習慣,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他有的可能是完全沒有務農過,所以你叫他倒退回去(農村),他只是在家裡吃老本,那遲早還是要出去賺錢的,所以可能支撐個三、五個月勉強還可以,他最晚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他還是要出來找工作的,所以這個可能是短期的效果。”

林宗弘表示,中國農民工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可以在城市落戶的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享有更好的醫療、教育與生活待遇,讓全國的勞動力市場可以有更高的流動性,繼續保持城市的經濟增長動能。

羅谷也說,如果中國不找出一個辦法讓農民工融入城市,並確保他們不淪為二等公民,中國的經濟成長就不可能永續發展,也不可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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