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2月4日）發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說，將中國稱為“最嚴峻的競爭者”。但是美中如何競爭、對華戰略如何運行依然存在許多議論空間。最近，一份由匿名者撰寫的中國戰略報告《更長電報》呼籲，美國對華政策必須聚焦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尋求領導人更換，以使美中關係回到2013年習近平執政前的軌道。報告在對華政策研究圈內引起熱烈討論。有專家認為，北京視其為“美國就兩國關係形成的一種更深刻共識”。
在拜登就任總統後，有關美國未來對華政策的討論和建言充斥華盛頓。 1月28日，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發布《美國對華戰略“更長電報”》（THE LONGER TELEGRAM--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大西洋理事會稱此為“一份傑出的新戰略文件”，是“對中國地緣政治戰略提供的迄今為止最深刻見解和最嚴謹考察之一，以及將如何應對中國戰略野心的挑戰的有見地的美國戰略。”
這份25000多字、80多頁的戰略文件有如下特點：
• 作者匿名。大西洋理事會稱作者為“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在與中國打交道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和專業知識”；因其報告對中國事務分析極為重要而破例允許匿名發表。
• 報告取名“更長電報”，意在類比194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給國務院發了一份長電報，肯南於次年匿名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相關文章。肯南認為，蘇聯最終會在自身矛盾的壓力下瓦解。肯南的分析為美國的冷戰遏制政策提供了最有影響力的基礎之一。
《更長電報》主要內容：
• 美國對華戰略必須將目標鎖定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因為“在21世紀，美國面臨的最重大挑戰是在習近平主席和總書記領導下日益專制的中國的崛起。” 習近平與其前任不同，他“已經顯示打算將中國的專制體制、強制性外交政策和軍事存在，投射到遠超中國邊境直至整個世界的範圍內；”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對美國、其盟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而言，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習近平不再只是美國面對的問題。他對整個民主世界構成了嚴峻挑戰”。
• 該報告同時認為，美國對華戰略的目標不應是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權，而是更換現有領導人。 “美國對華戰略的使命應該是使中國重回2013年前的道路，即回到習近平之前的戰略狀態。” 報告認為，毛之後、習之前5任中國領導人都能與美國合作。
• 該文件認為，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戰略目標之所以可行，是因為對習近平領導能力及其野心的不滿已經使中共嚴重分裂，“中共高官對習近平的政策方向感到極大困擾，並對習近平無休止地要求絕對忠誠感到憤怒。他們擔心自己生命和家庭未來的生活。無數事例表明存在著對習近平的這種深刻而持久的懷疑。”
• 該文件認為，美國戰略的首要目標是促使中國統治精英得出結論，繼續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中運作而不是建立敵對秩序，符合中國也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
• 美國製定一個完整的、兩黨一致的、可指導未來30年的對華戰略迫在眉睫，因為“當前中國的崛起深刻影響著每一項美國主要國家利益。這是個結構性挑戰，在某種程度上在過去20年裡已經浮現。而習近平權力的崛起極大加劇了這一挑戰及時間表。”
• 該文件還劃出5條中國一旦逾越，美國將直接進行干預的紅線。
《更長電報》引起了美國關注對華政策圈內不同立場的專家學者熱烈討論。
美國對華戰略應瞄準習近平？
“我懷疑這是個好主意，”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榮譽教授、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所名譽所長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接受電話採訪時說。 “因為我的推測是，這會使精英階層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並在中國推進減少合作、加強獨裁的政策方向。我認為我們對中國決策的黑匣子了解得不夠多。如果我們嘗試這樣做，我認為會適得其反。”
蘭普頓認為，這一戰略不會得到美國盟國的支持，“他們已經在擔心自己與美國的關係太緊密”；也不會得到美國選民的支持，“美國的公眾、美國的預算和美國的國會是否同意這樣的破壞中國精英穩定的努力，並承受這一戰略帶來的所有影響呢？ 我認為不會。”
蘭普頓認為，這一戰略尤其會干擾拜登政府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與中國的合作。 “我們正呼籲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經濟管理、國際衛生健康方面進行合作。你真的可以想像北京會與一個其明確目的是改變其政府、改變中國的政府進行合作嗎？ 我認為說它不明智都是輕的。”
“這是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報告，”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海爾（Paul Heer）如此評價。他說，報告對中國威脅嚴重性的分析、如何應對的策略，他基本都同意。但他認為，該報告在其分析框架裡誇大了中國稱霸世界的野心。
“我不認為中國的目標是試圖摧毀自由民主、將其專制模式強加給世界其他國家，並成為世界新秩序的中心。我認為這些超出了北京正在追求的真正的野心。”海爾通過電話說。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對美國來說不是一個極為麻煩和困難的挑戰。但我認為無須誇大其本質。”
海爾認為，把美國遭遇的中國挑戰全部歸因於習近平的個人領導也是不准確的。海爾認為，報告對習近平個人的分析，包括對他的思維方式、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以及魯莽、決斷和挑釁的領導風格，“所有這一切都是事實”。但他認為，“許多美中關係中的問題的驅動力在習近平上台前就已經存在和發展了，而且我認為，中國對美國政策的變化具有其連續性的。”
海爾在《國家利益》網站的文章中寫道：“在他（習近平）前任領導下，中國已經是一個公認的列寧主義政黨，具有深刻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一點從未被遺忘。習近平的所有前任都將民族主義作為政黨合法性的重要支柱。”。
中共黨史專家、《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同意海爾的分析。他認為中共有實用主義的一面，如陷於文革泥潭中的毛澤東在跟尼克松見面時說，“你們是這個（大拇哥），我們是小拇哥；” 鄧小平1974年聯大特別會議上說'中國永遠不稱霸'，1989年六四鎮壓後又提出“韜光養晦”，那是因為實力不夠，但骨子裡都是要堅持黨的領導。這一點習近平跟他們一脈相承。香港今天的局面和中國今天的獨裁局面根子都在鄧小平。再往前說根子在毛澤東。 ”
但高文謙同時認為，《更長電報》提出盯住習近平是正確的，“習近平現在確實是共產黨的一個圖騰、一個像徵，習近平不動，中國一絲一毫都別想變。這一點像逃離中共的蔡霞等人都看得很清楚。”
但高文謙不認同《更長電報》讓中國回到2013年之前是美國戰略使命的看法。 “真動了習近平之後，這就不是簡單回到2013年了。像文革後，動了毛，就要一直追到50年代，最後走上改革開放這條路。共產黨一旦失去了習近平這樣的圖騰人物，就沒辦法再簡單回到2013年。”
有批評人士認為，《更長電報》顯示了對中共更樂觀的看法，“暗示美國有能力通過精細校正的政策，來扭轉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朝著極權主義的轉變。”
新聞網站Axios報導中國的記者貝瑟尼·艾倫·易卜拉欣（Bethany Allen-Ebrahimian）寫道：“對比之下，蓬佩奧國務院的報告把中共極端專制主義看作是一個永久性的特徵，聚焦在對中國實力的遏制上。”
美國國務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高級官員對此評論：“對準習近平？但習近平是共產黨的產物。”
這位前官員認為，中國就是一個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共產黨國家，“中共的指導思想就是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跟社會主義中國是水火不容的，西方會利用各種辦法把社會主義掐死。所以，習近平覺得他是在自衛，但不知不覺地他就是在對外擴張。在南中國海，搞'一帶一路'，他覺得他在保護自己，但實際上都具有進攻性。他的決策圈內一直有強烈的陰謀感，鄧小平、江澤民都是這樣，認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
這位官員認為，《更長電報》說要針對習近平，這恰恰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幾十年來的一個大敗筆，“從194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就喜歡針對個人，一看周恩來，這個人很和諧，說話合情合理，於是就認為他代表的一切都是好的，沒看到周恩來背後一些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的東西。所以這個《更長電報》是個非常混淆視聽的東西。”
高文謙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跟前蘇聯冷戰時期有很大不同。當時有共產主義擴張問題，而現在習近平的所謂不忘初心，更多是防禦性的，並不全是進攻性的，難道他還想把共產主義紅旗插遍全世界嗎？”
高文謙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的一塊招牌，是“羊頭“；而它的意識形態內容會根據自身處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改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最後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實際上就是要壟斷這個權力；表面上是共產黨壟斷，而最終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壟斷。”
有美國保守派人士認為，美國並沒有能力改變中國，《更長電報》是一個會導緻美國為失敗而付出高昂代價的戰略。
“美國保守派”雜誌（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的作者拉里森（Daniel Larison）說，《更長電報》作者想像力太豐富，“雖然我們政府強迫外國領導人改變其行為的記錄非常糟糕，但美國卻可以通過某種方式成功地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決策；美國試圖強制改變比中國小得多、實力弱得多的國家的政權行為都未能成功，而美國卻有能力迫使中國政府的行為發生這種變化，這簡直是幻想。”
威懾中國五條紅線，該明還是該糊？
《更長電報》指出：“中國多年來的策略一直是模糊紅線，以避免導致北京過早與美國公開對抗。 美國必須非常清楚中國的哪些行動美國會尋求進行威懾，以及如果威懾失敗，將促使美國直接進行干預。這些應該通過高級別外交渠道明確地傳達給北京，以引起中國註意。”
《更長電報》認為，美國應該建立具有連貫性的國家戰略，並建議劃出五條紅線：
• 中國對美國及其盟國發動任何核、生化武器行動；
• 中國對台灣或其近海島嶼發動任何軍事攻擊；
• 中國對日本軍隊因防衛尖閣諸島及其周邊東海專屬經濟區的主權而發動任何攻擊；
• 中國在南中國海採取的為進一步聲索島嶼並使其軍事化、對其他聲索國部署武力，或阻止美國和盟軍海上航行自由而採取的任何重大敵對行動；
• 中國對美國盟國的主權領土或軍事資產進行的任何攻擊。
大西洋理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肯姆佩（Frederick Kempe）說：“‘劃紅線’建議已經引起爭論，批評者認為取消了戰略模糊性將置美國於被動。”
批評者嘲笑那些認為劃了紅線就可以減少來自中國挑釁的人。批評者認為，劃紅線實際上會引起兩種後果：如果美國不能在中國踩紅線後對其採取行動將處於自取其辱的境地；而如果美國採取了行動則可能導致自己陷入不想要的衝突中。
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認為，劃出美國的紅線有必要，但他對這些紅線的可執行性存疑。 “關於中美間潛在衝突發生時戰區內雙方的軍事能力，我們很久以來就假設如果發生軍事衝突我們會佔上風。但考慮到中國軍事現代化相對於我們現代化的速度和範圍，我認為這是一個比20年前更成問題的假設。因此，我不確定這些紅線是否像報告作者假定的那樣可信和可執行。”
海爾不認為美國應該在防衛台灣抵禦中國進攻上去除戰略模糊，“我認為這不是個好主意。”
海爾認為，美國不應將保持在東亞乃至全球戰略主導地位納入美國的核心利益。他說：“我認為，我們需要長久而艱苦地思考，在可預見的未來，以我們國家實力的每個衡量標準，如何使我們的主導地位可持續，怎樣才是更現實的。我認為不幸的是，美國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過去。”
誰是《更長電報》的作者？
《美國對華戰略更長電報》模仿近半個世紀前遏制蘇聯戰略的《長電報》，採取匿名方式發表，但這一做法能否為其加分？不少人似乎引對此表示不解和批評，甚至認為可能會降低報告的可信度。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榮譽教授蘭普頓說，採取匿名“這對我而言意味著他們更關心他們的事業超過真理。所以我認為，匿名孕育著不負責任和機會主義。”
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說，“我無法真正理解的是，保持匿名的理由是什麼。 我不知道如果這個作者被大家知道後，要做出什麼犧牲或會有什麼麻煩。”
海爾還認為，這份報告中幾乎所有分析都是已經存在的，“其中許多想法已經由許多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因此，實際上報告中並因此，實際上報告中並沒有很多新的分析。報告只是把所有內容進行了獨特包裝。 ”
“美國保守派“作者拉里森認為，將此稱為長電報是不明智的。因為“這篇論文幾乎沒有肯南對歷史和戰略的敏銳觀察。其中很多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及其野心的一系列意識形態主張的分析。”
新聞網站Axios記者貝瑟尼·艾倫·易卜拉欣發現，借“長電報”形式撰寫美國對華政策報告這並不是第一次。 “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就發表了70多頁的中國戰略報告，雖未以此命名，但公開表示受啟發於‘長電報’。”她寫道。
美國國務院11月發布名為《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研究報告。其中談到了解中共執政理念對理解其利益與目標的重要性，以及中國挑戰與當年蘇聯對自由世界挑戰的相似性時，都受到了1946年肯南《長電報》的啟發。
“我不知道是誰寫的，但我不排除作者是特朗普政府中較低級別的官員。在我看來，這完全有可能，”蘭普頓說。 “特朗普下面的許多人對中國持更一致和連貫的負面立場，他們對特朗普總統的變化無常感到沮喪。因此，我認為為特朗普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比特朗普對中國更具敵意。”他解釋。
《更長電報》重要嗎？
這一報告在拜登新政府正在形成其對華政策的時刻發表，顯然作者希望對美國製定對華政策產生影響。但這份洋洋灑灑的《更長電報》的發布雖然在對華政策智庫和相關人士間引起討論，美國主流媒體似乎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新聞事件。
蘭普頓認為，《更長電報》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本身，“它之所以會產生影響是因為——至少一個原因——它是由一個著名的而且受人尊敬的智庫發布的。”
成立於1961年的大西洋理事會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中最具影響力的跨黨派智庫之一。美國多位前國務卿和多數前國防部長都是該組織的榮譽理事。
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海爾說，他不確定該報告是否會對拜登政府產生獨特影響，“因為即使拜登政府採納了該報告中的某些想法，它們也可能是其他報告和其他說了相同話的作者的想法。
不過蘭普頓說，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會重視這份報告及其影響，“我一直在跟中國的一些重要人物交談，我認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建議。我想他們已經對此給予了很多關注。而且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的反應是不會有更多合作。”
蘭普頓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不是一個好的發展，“我認為中國政府中的許多人會認為，這實際上不僅反映了跟特朗普相似的觀點，而且可能也反映了在美國就美中關係正在形成一種更深刻的共識。”
如果這份報告的戰略建議真的成功了，將會是什麼樣的景象？ 《更長電報》的作者表示：“到本世紀中葉，美國及其主要盟國將繼續在所有實力的主要指數中支配地區和全球力量平衡；阻止了中國武力奪取台灣…習近平被更溫和的黨的領導人所取代；中國人民開始質疑並挑戰共產黨一個世紀以來的主張，即中國的古代文明永遠注定要走向專制的未來。”
“這些目標很難爭論；甚至更難實現。”發布這份報告的大西洋理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肯姆佩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