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名示威者來到巴黎市中心的人權廣場，用標語牌和口號表達對11月底在中國大陸各地發生的抗議活動表示聲援和支持。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在法國大學上學的大陸留學生，多位受訪者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參與街頭抗議活動，是國內在街頭發聲的學生們給了他們這樣的勇氣，讓他們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聲音。
21歲的子子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留學生。她用帽子、潛水鏡和口罩將自己的面部捂了個嚴嚴實實，手裡拿著一塊手寫的標語，上面寫著“民主（人民主權），民意（表達自由），民生（結束清零）”，以及法文“À la volonté du peuple!” - 那首來自音樂劇《悲慘世界》，在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和香港的佔中運動中被無數次傳唱的歌曲，“可聽到民眾的吶喊（英譯名：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子子是上海人，來法國兩年多了，她告訴我這是她來法國後第一次參加街頭抗議活動，她心裡也有緊張和害怕。但她說，“清零政策已經令我無法忍受了。抗議運動的導火索是發生在新疆烏魯木齊火災和在火災中喪生的生命，後來全國各地爆發的各種各樣的抗議，都是為了聲援這次事件。但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長時間的清零政策導致的，所以我們要站起來反抗這一點，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子子說她在國內上初中的時候就感覺到這種政治性的壓抑感，“我覺得我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我個人權益得不到保障。” 並且在她身邊的朋友圈裡，有一半的朋友是和她有著類似的感受，“每個人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人會像我一樣站出來願意反抗，願意發聲，但有的人只是覺得生活有壓抑，卻並不想為此作出改變。”
小劉、小王和小宋是法國一所美院的本科生，他們結伴驅車4個多小時來到了巴黎，參加這場集會。三個人都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街頭抗議活動。
小劉表示，自己挺緊張的，“因為不太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問她擔心什麼，她說：“比如說自己的家庭，自己以後的工作什麼的，然後就是（國內的）家人的問題”。
小劉說此前看到各種鋪天蓋地的新聞時，雖然也有憤怒，也有很多的想法，但多是局限在自己朋友圈，或是小範圍的內部交流。“但我們都被上海人民站出來這件事打動了，緊接著就是北大清華，各地的學生都站了出來，各種發聲。我忽然就覺得作為一個學生，作為一個中國人，是有責任去這樣子去發聲，去吶喊的”。
小宋則表示，他一開始沒有預料到在國內會有這麼大的反應，但“國內那些老百姓給我們很多的力量，他們為自己的權利做出了努力。我們就想，我們應該做點什麼。我們在這裡生活，能夠感受到這種自由帶來的快樂。你能為你自己的權利發聲，為自己的想法發聲，對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而發聲，我覺得很好”。
同行的小王也有著類似的想法。他向美國之音表示，“最主要的是看到國內有很多人在高壓之下，還能站起來去做一些事情，去反抗一些事情，我很佩服，也很感動。我身處的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裡面，如果我不做些什麼的話，我覺得就有點不太對了”。
一位不願意透露個人信息的女留學生手持著兩張寫滿紅色大字的標語，一張標語的下半部分寫著“政體不改，暴君不絕”。她說：“我有太多話一直都沒有辦法說，我有太多太多覺得很委屈，很冤屈的事情，一直沒有辦法在中國公開地說，我忍了太久了，我有太多話想說了。比如，我希望集中營可以停止，停止種族滅絕；我希望言論自由，我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可以讓女權人士，讓所有女性可以有尊嚴、自由地活著的地方。”
對於為什麼之前會忍那麼久的問題，她回應道，“因為我害怕。我覺得我還沒有做好再也不見家人、不回國的準備；我也害怕我說出來沒有人回應我；我害怕做一些無所謂的犧牲。我現在也是害怕的，但是，我覺得我沒有那麼怕了。我看到南廣跟清華的女生，我覺得她們在國內都可以一個人拿著白紙站在學校中間，我還在怕什麼呢？”
同時她也表示，“擔心在這裡被人認出我是誰。我也擔心這次活動會變成一場分裂的活動。不管大家支不支持所謂的港獨、藏獨、新疆獨立，但我們都是因為覺得不公，覺得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對，所以我們站出來”。
當然，集會現場的氣氛也夾雜著戒備和不信任的空氣。
我找到了一位手裡拿著“我不想要一個我永遠回不去的國家”標語牌的年輕女士，當我拍完了她手持標語牌的照片後，告知記者身份，想問她幾個簡單的問題時，她身旁的一名男性同伴過來告訴她，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採訪隨即結束，這幾位年輕人的小群體開始和我刻意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我想問的問題其實就是，“來參加活動，你們是否有擔心和害怕”，她們的行動已經給了我最好的回答。
即便集會的現場就是《世界人權宣言》的誕生地，這裡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國度，即便幾分鐘前，這群年輕人也一起振臂高呼著要這些自由，但”擔心、害怕和恐懼“，這些真實的負面情緒或許是揮之不去的。
我找到了在集會中央帶頭喊口號的年輕人，他在整個過程中都沒有帶口罩或遮擋自己的面孔，我很喜歡他在會場中央的那股無所畏懼的姿態，我也很想問他，是否有擔心和害怕。
“你好，我剛剛看到你一直在那裡帶頭喊口號。我是美國之音的記者，我可以問你幾個問題嗎？”
“你有記者證嗎？”
我得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回答。我當時身上沒有任何可以證明自己職業身份的資料，因為在歐洲進行街頭採訪時，我也從未被任何一位受訪者問及過出示記者證。
“對不起，我沒有”，我答道。
“那就算了”。他快速地回答完，就回到了人群裡。
我知道他的戒備是有道理的。此時，我也感到一絲慶幸，慶幸之前接受我採訪的受訪者們都選擇去相信我的身份，選擇去相信一個自稱記者的陌生人。我很感謝她（他）們的善意揣測，讓我的採訪得以順利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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