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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注新聞自由的非政府組織說,政府和非國家行為體正在尋求新的策略來壓制媒體。這個組織在最新發布的年度調查報告中說,其中一個令人不安的例子是中國通過信用評分系統來打壓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批評意見的記者。

總部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星期二(4月25日)發布的最新年度調查報告例舉了記者和自由獨立媒體所面臨的新危險和新威脅。這些風險來自於政府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軟硬兼施、新舊戰術結合,既通過常規方式向記者施壓,又創新出新的手段進行審查。

題為《攻擊記者:審查的新面目》(Attack on the Press: The New Face of Censorship)的報告說,新的審查手段包括向記者和媒體機構施加財務壓力,利用法律漏洞躲避信息披露,使用版權法和社交媒體壓制批評。

保護記者委員會執行主任喬爾·西蒙(Joel Simon)說,互聯網、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這些新的信息技術本該使審查成為過去,但是這些促進信息交流的技術反被用於扼殺自由表達。

保護記者委員會亞洲項目協調員史蒂夫·巴特勒(Steve Butler)對美國之音說:“科技帶來新的言論表達方式。自由表達言論的方式在發生改變,壓制自由表達的方式也隨之改變。而且政府控制言論表達正變得越來越有效。”

中國是在審查手段上推陳出新的國家之一。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報告中包含時任該協會亞洲研究員王亞秋的一篇題為《失信》的文章,指出中國正在全國建立的社會信用評分體系如何可能成為壓制新聞自由的新手段。

她說,中國的信用評分體係並不僅僅是人們普遍認為的,由一個人支付賬單、償還債務的良好程度所決定的,還可能包括這個人的在線活動等內容,而那些被認為在網絡上“造謠傳謠”的則可能會被列入“黑名單”。

王亞秋在文中寫道:“建立中國社會信用評分體系(將被分階段執行)可能會使那些撰文或發聲批評政府的新聞工作者的個人財務 受到直接影響。這些後果可能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嚴重的干涉:某記者的社交媒體帖子如果被政府視為"謠言",她的信用評分將會因此降低,導致她申請貸款被拒 或背負高利率。”

巴特勒說:“我們尚不清楚這個系統到底會如何進行。我們認為,信用評分系統的其他目的可能是更為溫和有益的,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會約束自己。他們會想出控制民眾的新方式。”

王亞秋在文章中說,中國的審查制度早已不停留在封殺記者和社交媒體帳號、關閉新聞網站和關押記者等常規手段上,還包括阻礙記者的“其他日常活動、剝奪他們的就業機會、禁止他們參加主流社會活動”。

她在文中提到了因在微博上披露政府官員腐敗交易而被逮捕並判刑一年的《新快報》記者劉虎、以及為香港傳媒機構撰稿的大陸自由職業記者趙思樂等一些媒體人的遭遇。劉虎對保護記者委員會說,經過一年的監禁和大量審訊以及被迫電視認罪後,他很難找到工作。趙思樂說,她剛開始寫有關人權問題的故事時,還能為中國一些主流媒體機構撰寫一些非敏感話題的文章,但逐漸地,這樣的機會就越來越少。

保護記者委員會星期二發布的調查報告合集中還有一篇報告指出,中國的網絡控制也在向外輸出。報告說,幾年前,俄羅斯民眾還享有相當自由的互聯網,但是現在,俄羅斯試圖效仿中國,對互聯網進行控制。

星期二的報告還涉及美洲和歐洲的情況。報告指出,一些美洲國家政府和非國家行為體使用新的,有時也是隱秘的方式,限制記者調查違法行為,而一些歐洲當局則使用情報機構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恐嚇媒體。

喬爾·西蒙將政府控制媒體、管控信息的策略歸納為三大類:壓制2.0、隱蔽的政治控制和技術截獲。

他在《攻擊記者:審查的新面目》的序言中說,壓制2.0是最惡劣的國家審查和監禁批評人士這種舊戰術的更新版,其中智能手 機和社交媒體等新信息技術軟化了管制的鋒利邊緣;偽裝的政治控制就是以民主規範、反恐、壓制仇恨言論和暴力為名來隱藏壓制行為;技術截獲指的就是通過監視 批評者、封鎖網絡、發動網絡水軍等手段壓制異議。

西蒙說,這些手段造成了全球範圍內記者被殺害和監禁人數的激增。他指出,到2016年底,共有259名記者被關押,是保護記者委員會有相關記錄以來人數最多的。

不過他也指出,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壓制媒體的新方法方式的發展也正是對獨立自由信息力量的一種反應。他說,媒體反抗新審查方式的最好方法就是繼續堅定不移地進行基於事實的報導。

巴特勒認為,中國媒體和言論自由環境的改善,最終還得取決於中國民眾,取決於他們是否想要改變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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