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節日重陽節剛剛過去。就在重陽的前夕，一位友人的葬禮在倫敦舉行。這位友人的名字是 Jonathan Mirsky，中文是梅兆贊。梅兆贊1932年出生於紐約，70年代中期移居英國。去世的時候，享年88歲。梅兆贊先生將近90年的生涯當中，很多歲月都與中國相關。本來是要做一位中國和亞洲歷史學家，但是“歷史的潮流”將他推到了當代中國的風口浪尖上。梅氏的新聞寫作以深刻、尖銳著稱，數十年來享譽英美乃至國際新聞和研究中國的政治以及學術領域。他本人探索中國的歷程，也頗具歷史和新聞性。
十年前發表在美國之音中文網站、隨後被諸多網站轉載的【從毛粉變為反革命】，敘述了梅兆贊探索中國的旅程中，1972年的那一段行程。
那篇文章裡沒有提到的，是1969年的一段往事。那一年，梅兆贊“ 夥同”另外五個堅決反對“ 美國霸權主義”的美國人，漂洋過海，投奔共產中國。
他在發表於1969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經歷：“我們乘坐的船從日本長崎出發，行駛了四天以後，距離中國17英里的水域，被中國海岸警衛隊攔截。跟對方交涉了五天以後，被告知：毛主席不同意你們來這裡，他老人家讓你們打道回府，回到你們自己的國家做鬥爭去。”
三年後，梅兆贊的“中國夢”終於得以實現。 1972年三月，尼克松訪華後不久，他和其他20幾位年輕的、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美國學者一道，受到中國政府的邀請，去到那裡進行了為期六個星期的訪問，期間還受到了周恩來等中共高層官員的接見。
1972年那一次行程期間，他已經看到現實版的中國與官方版之間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得知中國共產黨大大渲染了其執政的功效，中國民眾的生活並沒有像官方打造得那般幸福、美滿，而且中共極其不喜歡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離開官方的劇本說話、行動。他僅僅因為比旅行團其他人早起，步行到市區，回到旅店後即遭到被中方人士反鎖在房間內、被迫反省錯誤的對待。同行的另外一位年輕學者也對行程期間的一些見聞感到厭惡。日後成為紐約時報著名記者和編輯的里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回憶說：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對黨和毛澤東所表達的無限忠誠，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話，很不符合常理，如果每一個人都被迫這樣公開表達，則無疑展示了“體制的恐怖”。
讓梅兆贊和其他很多人徹底改變對中共政權看法的，是1989年在中國各地發生的民主運動以及中共隨後的大舉鎮壓。時任英國【觀察家】報駐京記者的梅兆贊在1989年6月11號刊登在英國【衛報】上的文章中，描述了他目睹到的中國的兩面：
“有這樣的中國人，星期六夜間（1989年6月3號-6月4號）的屠殺是他們下令進行的，是他們駕駛著坦克碾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他們手持AK-47步槍對著醫生和護士掃射的，是他們對被捆綁起來了的、受了傷的學生殘酷折磨的。
但也有另外一些中國人，不認同殘忍、暴戾的中國大眾。過去幾個月裡，他們人數眾多，政治敏感度高，堅持非暴力抗爭；是他們將自由女神像運到天安門廣場，並且解釋說：美國的自由女神像用一隻手擎著火炬，中國雕塑的自由女神像用兩隻手臂高擎火炬，是因為在中國，捍衛自由乃更為艱鉅的歷程。在另外這些中國人當中，還有冒著立即可能被處決的風險而准許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帶著攝像機到醫院的停屍房去拍攝摞起來的屍體的醫護人員，為的是讓世界知道真相。 ”
1989年“六四”之後，梅兆贊選擇了同後一類中國人站在一起，而且義無反顧。他堅信，前一類中國人顯然代表不了後一類中國人；不僅如此，正是前一類中國人在剝奪後一類中國人的言論自由、選舉自由、結社自由。從那以後，他盡其錦帛之力，為後一類中國人發聲，毫不掩飾地表達對他們的同情，對他們當中那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勇士，表達由衷的尊敬，並捍衛他們的尊嚴，並且告訴他的讀者：中共是以暴力來維持統治的，中國的大批民眾不認同這一體制，儘管只有少數人公開這樣講。
在發表在【紐約書評】的一篇文章中，梅兆贊記錄了他與當時剛剛出獄不久的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1998年在倫敦的一次訪談。
“我們開車經過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的時候，我指著該建築對魏京生說：這就是你們國家的大使館。魏京生哈哈大笑說：是誰的大使館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
在嚴辭批判中共的同時，梅兆贊也沒有“放過”民主國家裡他認為是綏靖的政客。他注意到，“八九六四”剛過不久，幾乎所有的“外國政要”都勇於至少在口頭上指出中共體制的問題，但是後來，一些人為了給他們與中共修好構造良好的環境，乾脆說：中國就是這個樣子。
他在於2013年發表的一篇雜文中寫到：“聽到一些政客說：要了解中國，必須先要懂得中國擁有古老、漫長的歷史和文化。針對中國古老的文化，中共乃反其道而行之，那些政客難道不知道嗎？”
他還諷刺地說：敘利亞、伊朗也都擁有漫長的歷史，怎麼好像沒聽你們也以同樣予以尊重的口吻來談論這些國家呢？
與此同時，梅兆贊還指出，一些人經常說：在中國，沒有人敢對政要提出批評，因為那裡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他說，這些人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對相當一些中國公民不僅勇於針砭時弊，而且勇於把牢底坐穿，公然視而不見。
相對於那些認為中國人壓根兒就沒有挑戰權威的勇氣、壓根兒就不渴望民主、從文化上藐視中國的“外國人”，梅兆贊親眼目睹了中國民眾、工人、學生、知識分子甘願以生命來捍衛人權，為自由而獻身，他的感想是：在如此艱困的情形下，他們依然奮爭，一波接一波；真不知道他們如何有這番勇氣？ ！面對這些予以我們如此激勵的中國人，我們如何能夠不為之而感動？
1969年，在漂洋過海，“投奔”共產中國的那一次旅途中，梅兆贊心懷的一個理念，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他心中的理想國里，沒有種族之分，機會和權利均等，包括在公眾場合說話的權利、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他那時以為，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他想像當中，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打造出來的政體，乃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八九六四以後，他心目中的兄弟、姐妹恰恰是那些在共產中國里敢於想像一個民主中國並由此而坐牢、以及由此而遭受痛苦和折磨的人。
2014年10月1號，已經將近82歲的梅兆贊，走出家門，去到倫敦市里中國駐英大使館前面，融入到數千名抗議人士當中，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他對與會人士說：“我希望你們知道，很多像我一樣的人支持你們，不管身居世界何處，我們都站在你們一邊！”
梅兆贊1932年出生於紐約一個頗為富裕的家庭。他一生的同情都是在勞苦大眾這一邊。在他辭世之際，中國境內依然是一黨專政，但是他看到了中國民眾的抗爭，並儘其畢生錦帛之力，捍衛那些普通民眾、尤其是那些勇士的尊嚴。
梅兆贊的友人之一、著名中國文化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在得知梅兆贊辭世的消息後對美國之音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對自己過去認同的理念能夠進行深刻的反思。
另一位研究中國政治和歷史的美國學者梁思文（Steven I. Levine）是梅兆贊晚年的一位“筆友”。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在認識梅兆贊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經在拜讀他在【紐約書評】等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了；要知道，在【紐約書評】上撰寫中國評論的，都是像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等頂級學者，而他們所有人當中，梅兆贊首屈一指。他的評論最為到位，文筆最為犀利。”這背後的原因，梁思文說，是梅兆贊對中國事務看得最為透徹。
認識梅兆贊以後，梁思文說：“我們經常把自己寫好的文章請對方指教；這一段晚年的友誼，我想我們兩人都很珍惜。”
梅兆贊辭世之後，世界各地研究中國事務的學者以及報導中國事務的新聞界人士紛紛表達了對其的追思。
羅伯特· 湯姆森（Robert Thomson）如今是默多克新聞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該集團旗下擁有道瓊斯、華爾街日報、英國泰晤士報等多家刊物和實體。 1989年的時候，是他在天安門廣場上將梅兆贊救下。 6月3日夜間，時任英國“金融時報”駐京記者的湯姆森看到梅兆贊在不遠處遭到中方武警的毆打，冒著生命危險，上去把他救下來，帶著他離開廣場。梅兆贊不只一顆牙齒被打落，一隻手臂骨折。
在得知梅兆贊辭世的消息後，湯姆森從位於紐約的新聞集團（News Corp）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
“在非洲一些國家，人們說：一個擁有智慧的長者與世長辭，就彷佛一座圖書館在熊熊烈火中消失。失去像梅兆贊這樣一位擁有如此學識和見解的人，豈不恰如一座圖書館在熊熊烈火中逝去。”
雖然，重陽已過，“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但是，相信梅兆贊對中國民眾的同情、對那些奮力爭取民主中國的仁人誌士發自內心的尊重，將長期伴隨著他們充滿艱辛、卻又不屈不撓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