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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辯論即將登場爭議不斷效用幾何


2016年10月9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舉行第二次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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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民主、共和兩黨全國代表大會之後,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下一場重頭戲就是即將開始的總統電視辯論。

負責舉辦總統辯論的非黨派組織“總統辯論委員會”近日宣布,在11月3日投票日之前將總共舉行4場電視辯論,其中三場在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提名人拜登之間進行,舉辦時間和地點分別是9月29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10月15日在弗羅里達州的邁阿密市、10月22日在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市。另有一場彭斯和哈里斯之間的副總統辯論將於10月7日在猶他州的鹽湖城舉行。

總統辯論的主持人肩負著選擇論題和控制現場節奏的職責,對辯論的公平性和效果影響頗大,因此其人選一直是外界最為關注的焦點。總統辯論委員會最終選定了福克斯新聞的主持人克里斯·華萊士( Chris Wallace )、有線衛星公眾事務網絡(C-SPAN)的政治編輯史蒂夫·史卡利(Steve Scully)、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駐白宮記者、主持人克里斯汀·韋爾克(Kristen Welker)來分別主持三場總統辯論,副總統辯論則由《今日美國》華盛頓分社社長蘇珊·佩奇(Susan Page)主持。

特朗普的團隊此前曾提供了一份他們建議的辯論主持人人選名單,但辯論主持人完全由獨立的總統辯論委員會挑選,競選團隊並無發言權。最終選定的四位主持人裡無一人在特朗普的名單之上。

特朗普競選團隊通信主管蒂姆·墨菲(Tim Murtaugh) 隨後發表了一份聲明,稱一些選定的主持人“可以被認定為特朗普總統的明確反對者”,並稱“這意味著拜登事實上會在大多數時間裡有一名隊友在台上”。這份聲明沒有點明所指何人。

拜登競選團隊的發言人安德魯·貝茨(Andrew Bates) 則表示:“就像喬·拜登數月來一直在說的那樣- 沒有滑稽的噱頭- 他期待著參加委員會安排的辯論,不管獨立選出的主持人是誰。”

除了主持人人選外,特朗普的競選團隊還曾對辯論時間表提出異議。他們希望在9月29日的首場辯論之前再加一場辯論,或者將10月22日的辯論改在9月初舉行。特朗普的私人律師魯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在給總統辯論委員會的信中指出,在9月29日首場辯論舉辦之前就已經有一些州可以開始投票了。他認為這麼做是剝奪了數百萬美國人在投出選票前了解兩位候選人的政見的機會。

今年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預計提前投票的選民人數會較往年有所增加。各個州開始提前投票的時間不一,在9月29日之前開始提前投票的州里包括密西根、維吉尼亞等權重較大的州。總統辯論委員會以“沒有必要”為由拒絕了特朗普競選團隊的請求。

圍繞此次總統辯論的爭議甚至一度涉及特朗普和拜登之間是否應該進行辯論的問題。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為代表的一些民主黨人和支持拜登的意見領袖曾公開表示,拜登應該拒絕和特朗普辯論。其理由是特朗普很有可能會在辯論中撒謊,這不僅”有損總統之位的尊嚴”,也會對拜登有失公允。特朗普總統及其支持者則就此批評拜登方面是在逃避辯論以免自證其短。拜登本人則多次回應稱,他願意和特朗普辯論,並表示自己會在辯論中對特朗普所說的話進行“事實核查”。

《今日美國》和薩福克大學在8月28至31日所做的一份聯合民調顯示,47%的受訪者預測特朗普將贏得辯論的勝利,而認為拜登會贏的受訪者佔41%。在獨立選民中特朗普的領先優勢更為明顯:47%的獨立選民認為特朗普會在辯論中獲勝,而只有37%的獨立選民認為拜登將成為贏家。

特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瑞德羅斯科(David Redlawsk)認為,這樣的民調結果反映出選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朗普長期以來將拜登稱為“瞌睡喬”,嘲諷他智力和體能不足的言論的影響。

他對美國之音說:“最終真正重要的是媒體如何談論辯論的結果。”

自1960年約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之間的首場總統辯論以來,總統辯論就成為了美國總統大選中的一個關鍵環節。

分析人士認為,辯論對選舉的影響往往是由於媒體捕捉到辯論中的某些片段,並不斷重播,帶動起輿論。

有些片段成為了候選人的“高光時刻”,比如在1984年的總統辯論中,當裡根被問到已經73歲的他是否對總統一職而言太老了,裡根機智而幽默地回應說: “我不會把年齡作為這次競選的一個問題。我不會出於政治目的利用我對手的年輕和缺乏經驗。”

也有一些片段成為了候選人的“滑鐵盧”,比如在1976年的總統辯論中,杰拉爾德·福特錯誤地表示“東歐沒有蘇聯的統治”,遭到了媒體的持續抨擊。

除此之外,老布殊在1992年的總統辯論中看手錶,戈爾2000年在與小布殊的辯論中不斷嘆氣,這些畫面都在媒體不斷的重播中成為了熱議的話題。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研究生院教授,政治管理項目主任托德·貝爾特(Todd L. Belt )對美國之音說:“這些畫面深深地烙印在我們的心裡,它們在辯論結束後還在不斷地被重播,有持久影響的往往是這樣的瞬間。”

一些批評人士認為媒體過度關注辯論中與政策陳述無關的“花絮”,炒作戲劇化衝突,使得總統辯論為了吸引媒體注意而越來越缺少實質性的政策討論,有時甚至刻意製造對抗,背離了初衷。總統辯論委員會表示,他們正力圖改善這一點。

托德·貝爾特教授認為,在當前新冠疫情未消、經濟受挫、種族矛盾升級的當下,民眾更希望在總統辯論中聽到候選人的應對之計。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這一次我們會聽到更多有關當選之後的具體計劃以及為什麼這是一個更好的選擇的細節,尤其是來自拜登方面。”他同時預測特朗普總統會延續在2016年辯論中的強勢風格,著重對對手的攻擊。

特拉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瑞德羅斯科則認為,特朗普總統在與拜登的辯論中所面臨的環境跟2016年對戰希拉里•克林頓時有很大不同,因為媒體對於他的“與眾不同”不再有新鮮感,他在辯論舞台上也難有2016年時的“統治力”,因此,特朗普更需要專注在自己的競選信息上,避免跑題。而對於拜登,瑞德羅斯科表示,他需要做的是表現得比特朗普“更像一個總統”,防止捲入與特朗普的口舌之爭,避免在特朗普的攻擊下偏離自己原要傳達的信息。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自1988年以來的一項長期民調,在大多數情況下,有60%以上的選民認為總統辯論對於他們做出選擇有一定幫助,但這並不意味著總統辯論對大選具有決定性影響。以2016年為例,只有10%的選民表示他們在總統辯論中或緊隨其後決定了要支持哪位候選人,而有22%的選民是在黨代會過程中做出了選擇,更有42%的選民是在黨代會之前就有了決定。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總統辯論對選舉結果影響有限,尤其是在政治觀點更為分裂,大多數選民已早早做出選擇的當下。但作為美式民主的一個傳統,總統辯論依然肩負著“公共服務”的職責,為選民提供了將候選人們放在一處,直觀比較其政見、個人風格以及高壓狀態下的應變能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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