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上午九點，我來到了倫敦市中心的格林公園，從公園的北門步行大約7、8分鐘，就可以到達白金漢宮。雖是周末的早上，但已經有很多前來向女王告別的人。
在人流之中，我看到了一對亞洲面孔的夫婦，50多歲的樣子，丈夫手裡捧著一束鮮花。告明來意後，妻子告訴我她叫凱瑟琳（Catherine），她和丈夫都來自香港，兩年前搬到英國，現在定居在英國南部。
凱瑟琳告訴我，她最欽佩女王的地方是她堅毅的性格和盡職的責任心。女王訪問過兩次香港，凱瑟琳覺得這讓她感到女王和香港之間有些特殊的鏈接（伊麗莎白二世曾在75年和86年兩次訪問英屬香港）。
在凱瑟琳的記憶裡，女王是和香港的黃金年代聯繫在一起的。那是一個擁有自由、法治，經濟也在蒸蒸日上的年代。確實，70和80年代是香港經濟的黃金期，到了80年代末，香港已經成為了亞洲乃至全球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之一。
然而，對凱瑟琳而言，這些美好的記憶在97年主權移交中國大陸後便戛然而止。
“你知道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嗎？”凱瑟琳反問我。 “我知道”。
“香港現在已經沒有了法治，沒有了自由。我們沒有了安全感，這就是我們選擇離開香港的原因”。
2019年，香港爆發了長達半年之久的反送中運動，凱瑟琳和她的丈夫不是活動的直接參與者，但毫無疑問，這場運動改變了包括他們在內的很多人的生活。
凱瑟琳的丈夫不會說很好的英語，但這並沒有成為他們決定移居英國的障礙。在得知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離世的消息後，他們很快就作出了來倫敦獻花，以示告別的決定。就像他們兩年前毅然告別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故土一樣，她現在來到了白金漢宮，向伊麗莎白二世——這位曾經的香港最高統治者，以及凱瑟琳心目中香港黃金時代的化身，做最後的告別。
由於白金漢宮及宮殿前的廣場還要舉行很多活動，所以緊挨著宮殿的格林公園就劃出了一片區域，專門用來擺放民眾的鮮花和各類表達哀思的禮物。
在成千上萬的花束中，我發現了來自其他香港人的禮物。比如，這張裱在相框裡的女王照片，照片下方用英文和繁體字寫著“永遠是我們的英女皇”。
作為一個在大陸出生和長大的人，我對於“君主制”沒有太多的直觀感受。畢竟，有著天朝皇帝的大清，已是一百一十多年的事了。而當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裡，國王或者皇帝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進程的“落後”觀念，應該被掃入歷史塵埃。我似乎曾經也是這樣認為的。
但世事弄人，我在成年後先後常居日本和瑞典，兩個擁有天皇和國王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君主和皇（王）室家族的存在，並沒有妨礙這兩個國家成為民主自由和經濟繁榮的全球“樣板國”。
我在格林公園裡遇到了另一對來自香港的情侶，安婕拉（Angela）和史賓塞（Spencer）。兩個人剛搬到英國一年，居住在東南部的漢普郡（Hampshire）。三十多歲的安婕拉之前在香港是護士，而三十歲不到的史賓塞則是一名小商品批發商，兩人都是“反送中”運動的深度參與者。出於對香港情勢進一步惡化的擔憂，兩人最終在2021年選擇移居英國。
“那個時候，香港有公平公開公正，有言論自由，有法治，有很好的城市規劃，但97年之後，這些都在朝著不好的方向變。19年以後，言論自由和法治都開始消失了”，史賓塞在訪談中略帶激動地說道。
我無意去粉飾英屬香港時期的殖民統治，這裡面有著很多的壓迫和不公，這些都是事實存在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想要挑戰或無視安婕拉和史賓塞的記憶和認知。因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都會根據當下的需求對過去進行重構，這是心理學裡常提到的，而且這些記憶和認知裡，還會混合著每個人不同的生活經歷。
另一方面，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會給個體的心理與集體的意識帶來長久的影響。對於很多香港人而言，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就屬於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對於現實政治的失望和不滿，讓他們對不太久遠的過去有了很多美好的記憶（或是想像），並將這種記憶投射到了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這位英屬香港的最高統治者身上。
“你對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有什麼樣的印象呢？”
“我們在上學的時候，學校裡一直張貼有她的畫像，這讓我們從小就對她有很多的親近感。你知道，女王是個很包容的人，香港也曾是一個很包容的地方。我們在60、70年代接受過很多從大陸游到香港的逃難者，在89年的時候也接納過很多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但現在不是這樣了”。
“我們很想搬回香港。但我們知道現狀很難改變，我們已經做好在英國長久生活下去的打算”，安婕拉對我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