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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系列(3): 紅鈔綠鈔誰領風騷


一位中國的銀行出納員在一堆人民幣百元大鈔上清點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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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系列(3):紅鈔綠鈔誰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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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貿易大國的主權貨幣,人民幣在“國際支付貨幣”的道路上高歌猛進或不足為奇。然而,當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在人民幣尚不可自由兌換的狀態下,力推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這便讓西方媒體和分析人士在談論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開始更多地使用“野心”一詞了。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又會對目前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帶來怎樣的挑戰呢?

*人民幣即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在今年3月舉辦的中國人民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PBoC-IMF)論壇上,中方再次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對此,IMF總裁拉加德回應說:“基金組織對此表示歡迎,並認為雙方在這一方面持有一致的目標,會為此一道做出積極努力。”

SDR是IMF在1969創立的國際儲備資產,其價值目前由包括美元(42%)、歐元(37%)、英鎊(11%)和日元(10%)在內的一籃子貨幣決定。花旗集團新興市場經濟部首席經濟學家大衛•魯賓(David Lubin)指出,如果人民幣被允許加入SDR貨幣籃子,這將意味著所有持有SDR的IMF成員國也都在國際儲備裡間接持有了人民幣,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不可自由兌換貨幣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常規被打破,人民幣從此正式具有了“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IMF每五年對SDR進行一次審議,其董事會將在今年10月決定是否允許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自由使用”(freely usable)是評判 SDR籃子貨幣的最重要標准,根據IMF協議條款,它意味著該貨幣“在國際交易中被廣泛使用”和“在外匯市場上被廣泛交易”,但這兩個條件在現實中並無明確的度量和定義,因此分析人士對IMF評估結果的預測眾說紛紜。

根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最新報告,今年2月,人民幣在全球結算中的使用地位從先前的第五位下降到了第七位。分析認為,這可能影響中國爭取加入SDR的項目進程。

*到底為何力爭國際化?*

那麼中國央行為什麼要力推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呢?彭博資訊對此總結了七大動因,其中也不乏對人民幣國際化整體意圖的探討:

一,讓人民幣獲得與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適應的國際聲望。另有分析認為,貨幣的國際聲望在一定程度上也會衍生出某些政治權力。

二,降低中國從公司到政府的國際借債成本。理論上來說,由於國際市場對儲備貨幣的巨大需求,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可以以相對優惠的利率借款。

三,實現人民幣的計價權。在國際貿易中,商品多以國際儲備貨幣計價,尤其是石油等大宗商品目前幾乎都只以美元計價。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曾為《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稱,正是這種石油的美元計價制度捍衛了美元的價值尺度,成就並鞏固了美元的主導地位,而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之一就應該是讓人民幣成為計價貨幣,從而幫助中國擺脫發展中國家的“原罪”,也就是擺脫國際貿易和對外籌資中的匯率風險,並在國際競爭中獲得貨幣優勢。

四,增加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需求。分析人士指出,各國央行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會對各國公司釋放出強烈信號,也就是在危機出現的時候,央行會使用人民幣來干預市場,這將鼓勵私營部門也更多地使用和持有人民幣。國際需求的上升將帶給中國諸多好處,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鑄幣稅收益”,也就是說,當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需求很高的時候,中國政府便具有了某種“壟斷權力”,它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印制鈔票,並以此換取商品和服務,而不用擔心增發貨幣會造成人民幣大幅貶值。

五,倒逼國內改革。為了贏得SDR席位,中國必須加快開放資本賬戶,並讓人民幣成為完全可兌換貨幣。同時國內的產業結构調整以及金融市場改革也必須加快,否則將無法應對資本賬戶開放後國際資本的需求甚至是衝擊。

六,讓IMF為中國已邁出的利率自由化等金融改革步伐背書。

七,改變現有國際金融格局,打破美元霸權,建立多極世界。

在這七條理由中,最引人關注的無疑是最後一條。《金融時報》不久前也刊文指出,人民幣國際化將會扶持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金融秩序的建立,並挑戰西方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所建立的制度。

*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國也是雙刃劍*

二戰結束後,為了重建戰後金融和經濟秩序,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公園”召開聯合國和盟國貨幣金融會議,稱為“布雷頓森林會議”。會議的結果是建立了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且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成員國貨幣和美元掛鉤”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雖然該體系在1973年宣告結束,但是這兩大金融機構以及美元的核心儲備地位卻保留了下來。各國央行依舊大量持有美元用來進行國際清償、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美元是國際外匯儲備貨幣構成中佔比最高的貨幣,也是跨境交易中使用最廣的貨幣。不僅普通商品、金融產品、石油等大宗商品用美元計價和結算,就連各國的外匯資產、債務也是以美元計價的。與此同時,由於美國長期以來的經常賬戶逆差,美國在從全世界購買商品和服務的同時,也在向全世界“出口”美元。於是,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在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聯儲局依然扮演著“全球央行”的角色。

歷史上,美國憑借美元的主導力,在維護全球金融秩序等方面發揮了行之有效的領導力,也享受到了諸多如上文所述的,擁有國際儲備貨幣以及國際支付貨幣所帶來的福利。而人民幣如果加入國際貨幣陣營,無疑將稀釋美國在這些利益項上所享有的優勢。於是很多分析人士認為,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衝突是無法避免的。

《華盛頓郵報》就曾刊文指出,如果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那些持有人民幣的國家需要把這些錢投資在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上,比如人民幣債券和股票。這樣,以美元計價的金融產品的需求就會相應減少,首當其衝的就是美國國債,這將迫使美國政府提高國債的利率。

不過也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國來說也不全是壞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榮退主任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就曾表示,美元所扮演的過高的國際角色有時候也是美國的麻煩。

他說:“如果外國大量持有你的貨幣,他們也可以在任何時候賣出你的貨幣,這將給你的經濟帶來極大的壓力。這曾經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在美國身上,在美元危機中,人們大量賣出美元,推高了美國的通脹率和利率,加劇了美國的危機。這種現象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再度出現。因為中國以及一些別的國家買了大量的美元用來操縱匯率,他們又把這些錢投入美國市場,不斷推高美國的貨幣供應,這讓美國聯儲局很難在次貸危機中縮緊信貸。所以美元的國際角色對美國來說也是很昂貴的。”

另有學者指出,“全球央行”的角色實際已讓美國不堪重負。舉例來說,美國聯儲局在金融危機中採取的“量化寬鬆”被指責說向新興市場投放了過多美元。但是當美國聯儲局開始逐漸退出量化寬鬆的時候,包括新加坡央行在內的各大機構又在指責美國此舉損害了新興市場的美元流動性,並稱這將給依賴美元進行國際貿易的新興市場帶來動蕩。

早在2013年就有美國學者指出,隨著美國製造業的復興和能源的獨立,美國的貿易逆差勢必會逐漸減小。這也意味著美國很難再像過去一樣,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新興市場大量輸出美元用以貿易結算,所以由人民幣來扮演這一角色不僅是大勢所趨,實則也為美國“減負”。

曾經對歐元的出現表示熱烈歡迎的伯格斯滕認為,人民幣國際化將為世界貨幣市場帶來更多選擇,更多的競爭性和靈活性,這些對美國來說是好事,對世界經濟而言也是好事。

人民幣取代美元?

目前世界上仍有41%的國際支付是以美元進行的,而人民幣的比例只佔不到2%。伯格斯滕認為,在使用規模方面,人民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很難對美元形成實質性的挑戰。

他說:“我曾經很認真地研究過這方面的歷史,我發現‘慣性’是很有力的東西。當英鎊作為全球主導貨幣的時候,即便英國經濟已經是世界經濟中的一小部份了,英鎊依舊在之後的50多年裡扮演著實質性的角色。美元在國際市場中的佔比在逐漸下降,但從大部分定義來講,它依然佔市場的60%左右。我認為這一佔比會繼續下降,但是會下降得很慢。”

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部和金融研究部主任的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 )指出,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美國經濟在全球GDP中的佔比在逐漸下降,但有趣的是,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角色卻變得更強了,甚至在美國發生金融危機之後,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職能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為有力。

他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可以看到美元作為交易媒介和計價單位的職能會逐漸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因為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其他貨幣正在逐漸發展,用其他貨幣進行交易的成本也在降低,包括新興市場在內的金融市場也在發展。所以我感覺從這些方面來說,美元的地位會逐漸下降。但是作為投資者所尋求的安全資產,美元的價值儲藏職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無法被挑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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