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業和金融之都上海正在經歷新冠疫情兩年多前爆發以來最為嚴重的疫情反彈與飆升，讓這個擁有2600萬人口的大都市立刻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為了防止疫情蔓延，上海對浦東、浦西兩區先後實施為期四天的“分區封控”，同時在封控區內進行全員多輪核酸檢測，要求“人不流動、足不出戶”，確保“不漏一戶、不落一人”。封閉小區的大門從外面上鎖，而主副食等生活必需品供應一律送往固定的交接地點。現在分區封控的原定時間早已期滿，但是由於疫情持續飆升，目前仍看不到解封的跡象。
上海的公共交通已經全部停駛，市內的道路也全部封鎖。平常人山人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以及車水馬龍的外灘，現在已經空空如也，不見人，也不見車。一個平常熙熙攘攘的超大國際都市，就像按下暫停鍵，一下子完全停頓而又寂靜下來。
嚴格的封控措施不僅擾亂了民眾的日常生活，甚至發生被要求足不出戶的市民在家連吃喝都難以保證的窘態。兒童一旦確診就必須與父母分開單獨送往兒童隔離點隔離，引發家長們的抗議和請願；被送入隔離或醫療點的確診病患抱怨居住和生活條件太差；而被要求足不出戶的居民更是抱怨封控措施過於極端、沒有道理、甚至不人道。
中國的互聯網和社媒上近來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影像和留言，很多上海市民不僅抱怨封控措施，而且直接挑戰和抱怨中國政府迄今為止仍在堅持的對病毒“動態清零”的政策。一些上海市民質疑，既然新冠變異株感染者的症狀已經輕於流感，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不計成本、勞命傷財地封城呢？為什麼不能參考一些中國醫學專家的意見，與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與病毒共存呢？
紐約時報在報導上海疫情時指出，上海的疫情危機已經超越一項公共衛生挑戰的範疇，並逐漸演變成對中國當局“零容忍”防疫政策的政治考驗。
上海不僅是中國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也是中產階級極為活躍、海歸人士最多、市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中國城市。雖然在上海和在其他中國城市一樣，政治異議非常危險，很多受到封控措施衝擊的上海人還是想方設法讓政府聽到他們的抱怨並作出回應。
“我就是太氣憤、太悲哀了，”紐約時報引述上海一位28歲吳姓女士的話說。這位吳女士因為在社媒上抨擊了上海市領導，就被兩位警察登門拜訪。她還將她與警察之間的尖銳對話錄了下來。吳女士當面詢問警察，他們為什麼不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而非要來騷擾她。她後來還將她與警察對峙的照片上傳到社媒上。
“我心想，我什麼也不管了，我就是要去上傳，”吳女士說。目前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任職的吳女士表示，在上海封控前，她其實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
“我以前生活得很舒適，這一切沒有發生前，大家都很客氣，也非常守規矩。現在一切都變了，”吳女士說。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不久前前往上海做疫情調研，要求上海全力以赴撲滅疫情。中國公共衛生專家警告說，由於中國80歲或以上的老年人中截至3月底只有剛過一半的人完全接種疫苗，中國完全沒有為與病毒共存做好準備。況且即將在今年秋天中共20大上打破常規謀取第三任期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一直將中國疫情得到控制視為他所推崇的治理模式的優勢。
上海市政府星期四發布通報，上海機場集團下屬虹橋公司消防急救保障部黨委副書記、總經理李水飛因在疫情防控中消極推諉，缺乏擔當，導致轉運進程遲滯，造成不良影響，被撤銷黨內職務和行政職務；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黨支部副書記、院長週寶國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管理不嚴、處置不力，被免去黨內職務和行政職務，接受進一步調查處理。
不過面對沸騰的民怨，上海市政當局似乎也開始對一些不得民心的封控措施作出調整和放鬆。
上海市政府星期三宣布，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新冠感染者的監護人可以申請陪同他們一起隔離。而在星期一，市政府已經宣布，如果父母和孩子都已確診，他們可以一起接受隔離，而不是必須分開隔離。不過申請陪伴確診兒童隔離的監護人必須簽署一份了解其中風險而且保證遵守相關防護規定的文件。
針對社媒上有關兒童隔離點醫護和照料人員不足的抱怨和視頻，上海市政當局也承諾部署更多的特殊醫護人員接納和照顧進入隔離點的確診兒童。
由於市民抱怨不少快遞員被困家中無法出門工作，使得送菜和運送生活物資環節出現脫節，上海市政府星期四也宣布放寬部分限制，準許居住在非涉疫社區的快遞員等保供人員在嚴格篩檢的前提下，進出封控區回到工作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服務。
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星期三零時至24時，中國大陸全境本土新增確診病例和本土新增無症狀感染病例合計22995例，其中上海佔19982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