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模式近來正受到許多注意，一些國家也希望以台灣作為參考對象，了解台灣如何有效防控疫情擴散。對此，台灣數碼部長唐鳳說，台灣模式成功的重要元素是信任，人民與政府彼此信任，防疫政策才能夠有效執行。
星期三(4月29日)，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與台灣行政院主管數碼事務的政務委員唐鳳，就台灣對新冠疫情的防疫模式舉行網絡對話。
該智庫在關於唐鳳的介紹中稱，唐鳳在疫情爆發初期即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通過創新與技術共同開發口罩手機應用程式，讓一般民眾能夠即時搜尋社區附近銷售口罩地點，解決了一個非常實際的防疫問題，“她的行動被譽為保持了政府的透明，賦予公民社會草根力量，減緩了新冠肺炎的整體影響。”
大西洋理事會執行副總裁威爾森(Damon Wilson)指出，台灣的成功故事遠遠超過它在公共衛生方面所提供的經驗，“當世界上一些威權體制錯誤地將美國和歐洲爆發的疫情當作民主制度根本弱點的證據之際，台灣示範了民主體制如何運用它的核心力量，包括透明化和公共信任來提供國際援助，並且與美國及其民主同盟和夥伴協調有效的全球反應。”
威爾森表示，台灣應對新冠肺炎(COVID-19)的創新做法和經驗，將有助於美國及其同盟和夥伴推進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讓這種秩序能夠比以往更為強韌和協調。
唐鳳在說明台灣的防疫作為時表示，自2003年沙士病(SARS)以後，台灣就建立了應對疫情的標準程序，去年12月31日中國的李文亮醫師在社交媒體上提出的警告被台灣網民nomorepipe轉發，引起政府疾控人員警覺後，疾控單位立即以“沙士又來了”的模式，在相關法令下啟動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隔天開始限制武漢航班入境，並動員“全社會”(whole-of-society)力量展開防疫工作。她說，截至4/29日為止，台灣已經連續16天沒有本土感染病例。
從這個防疫過程的啟動，唐鳳說，她得到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第一是公民社會信任政府的程度足以讓他們敢在公共論壇上談論可能有新的薩斯病暴發的事情；第二是政府信任人民的程度讓他們能夠認真看待這個警告，把它視為是薩斯病再次發生，這是自2003年之後大家都在準備的。”她認為政府與公民社會之所以能夠彼此信任，和台灣是一個開放社會有極大關聯。
對於主持對談的《外交政策》雜誌作家麥金農(Amy Mackinnon)問到，在防疫中極為重要的隔離措施，例如電子圍籬(digital fense)可能涉及監控和人民隱私的問題，台灣人民是否對此有所擔憂？唐鳳的答復是，“當然這是監控、當然這侵犯到人民的隱私，在那個隔離的14天期間內。”
不過唐鳳也解釋說，由於在沙士病期間台灣醫院曾經被隔離，台灣憲法法庭對此有過裁決，認定這種做法並不違憲，不過也建議能再加以改善，例如在實施隔離時有固定的限期和範圍，並儘量減少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因此對於中央流行疫情的隔離措施，有超過九成的民眾表示可以接受。
唐鳳再次強調，台灣之所以能夠成功抗疫是因為採取了“全社會”的做法，這不是政府高官下令要民眾服從指令，而是人民自願遵守防疫措施，民眾也會相互提醒遵守防疫措施以避免感染，有了整個社會的合作台灣才能至今保持大致正常的生活，除了少數行業因無法維持安全社交距離而禁止營業外，台灣並沒有因為疫情而處於緊急狀態，民眾情緒冷靜，照常上餐廳、上學和工作。
儘管台灣抗擊疫情的做法得到91%民眾的支持，但唐鳳說，她沒有忘記還有百分之9的人並不接受政府的隔離措施，雖然比起其他生活在嚴格的禁足令或居家令之下的人民來說，台灣民眾已經相對非常幸運，因為那些人失去更多的隱私和社會自由，即便如此，她還是要感謝這些不接受政府防疫措施的民眾。
“他們的確讓我們保持誠實，他們要求我們對所有採取的作為負責，因為我們是在正常法律規範下這麼做，並不是因為緊急法才實施這些措施，所以我要感謝這9%的人，他們讓我們保持誠實並負起責任，”唐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