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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華關係70年 從封鎖到接觸再“脫鉤”演變


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史伯明資料照(Douglas Spelman)。

201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70週年。同時美中關係也再次來到十字路口。中美建交40年後,美國對開始於尼克松時代的接觸政策不再抱有希望,美中雙邊關係似乎進入更具敵意的時代。從最初的封鎖到後來長達40年的接觸再到現在的對抗,美國對華政策的背後到底有甚麼思量?

1949-1969, 敵視、孤立與封鎖

1949年,中國共產黨上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發生劇烈變化的不僅僅是中國國內的局勢,還有中美關係。曾經在二戰中與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結盟的美國,在中共建制後的三十年間,拒絕承認共產黨政府,繼續與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並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除此之外,美國還在軍事、外交和經濟領域對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實施封鎖和孤立。

不過,史料顯示,在中共建制之初,杜魯門政府並沒有完全排除與中共建交的可能。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杜魯門甚至派出了當時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與中共進行試探性接觸;1950年1月,杜魯門宣佈結束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1950年6月,國務卿艾奇遜在一個記者會上說,雖然美國不支持直接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美國也不會使用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阻止這樣的動議。

但是,美中建交的大門最終因為中國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選擇向蘇聯陣營“一邊倒” 而關閉。

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是美國《時代》雜誌駐北京辦事處的首位主任,他後來寫過一本書,叫做《中國1945:毛的革命與美國命中註定的選擇》。在這本書中,伯恩斯坦認為,即便美國更早放棄對蔣介石的支持,轉而與共產黨人合作,毛澤東也不會倒向美國,所以,談不上杜魯門政府因為錯誤政策而“失去了中國”。

美國一些歷史學家和分析人士認為,是美國造成了1949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前的美中之間不友好的關係,認為是美國對中國的敵意將毛澤東推到了斯大林那邊。

但伯恩斯坦認為,無論美國怎麼做,毛澤東注定會選擇蘇聯。他告訴美國之音: “我不認為是美國將毛澤東推向了斯大林,毛澤東一直都在斯大林那邊。因為革命的意識形態,他把斯大林看作是智慧的源泉,是革命和意識形態的起源的權威。在他的整個生命中,只是在晚年的時候,他才對斯大林有一些負面的評價。毛是斯大林的忠實的門徒。即便是美國1949年打算與中共建交,我也不認為會有多大的改變。”

伯恩斯坦說,毛澤東一直把美國看作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全球總部。如果這一點不改變,那是無法扭轉當時的美中關係的。他說,毛澤東上台後的一系列動作,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權、“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都顯示,毛一直在追求自己極端的革命目標。

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署《中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中國正式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這就使中美關係從蔣介石時期的盟友變成了對手。

1950年6月25日,北韓入侵南韓,韓戰全面爆發。伯恩斯坦說,即便美國曾經有意圖與中國建交,韓戰也使得建交的希望完全蒸發。一個星期內,杜魯門下令美國海陸空部隊援助南韓,並下令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以防止中國共產黨統一台灣。同年10月25日,中國軍隊入北韓參戰,美中直接在戰場上兵戎相見。

美國主要是通過孤立和封鎖來實施針對中國的遏制政策。在經濟上,美國對中國實施封鎖。 1950年11月7日,華盛頓終止了美國與中國的商務往來,全面對中國實施禁運。 1951年起,美國還鼓勵盟友和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對中國的禁運。 1951年5月18日,在美國的策劃下,聯合國大會通過《實施對中國禁運決議》,各國參照美國對華禁運貨單對中國實行禁運,品種多達1700餘種。

軍事上,美國在韓戰爆發之後,構建了一道主要針對中國的亞太軍事體系,即所謂的“新月形包圍圈”圍堵中國。美國同日本、南韓、澳大利亞、東南亞國家、台灣簽訂了《美日安全條約》、《美菲條約》、《美、澳、新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 、《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等軍事協定等。

另外,美國還在國際社會對中國進行排斥。比如,北京長期以來一直希望加入聯合國,卻一直遭到了美國的阻撓。

當時的美中關係是在美蘇對抗的大背景下產生的。伯恩斯坦說,當時,美國國內對共產黨國家很害怕。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與美國對共產黨國家的恐懼分不開,甚至後來的越南戰爭也可以追溯到這點,美國擔心以莫斯科為中心的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

1969-1979 緩和與和解

中共建政初期,是蘇聯的盟邦,但是隨著蘇聯在1956年開始“非斯大林化”,中國公開與蘇聯對立。 19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持續惡化,邊境緊張局勢日益加劇。

1969年春季,中蘇軍隊在烏蘇里江邊界(珍寶島)爆發的激烈衝突將中蘇緊張關係推到了最高點。莫斯科隨後向邊境地區調集重兵,並部署核武器。蘇聯成為中國最直接、最現實、最大的敵人。

不過,這場衝突,卻成為美中關係的轉折點,促成了美中關係正常化。在蘇聯的巨大軍事政治壓力之下,北京決定靠攏美國,借美國之力建立反制蘇聯的戰略平衡。而受到越南戰爭牽制的美國,在中東、南亞和中美洲都感受到了蘇聯的壓力,也在尋求抗衡蘇聯的力量。

在中蘇珍寶島衝突後,尼克松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中國釋放善意。比如:宣佈放寬對中美之間的人員往來和貿易限制;不同意蘇聯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以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國的行動;下令停止派驅逐艦到台灣海峽巡邏;也不再阻撓北京重返聯合國。

其實,在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宮後,立刻把改善中美關係作為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2月1日,他指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探討改善中美關係的可能性,並一再托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總統齊奧賽斯庫、法國總統戴高樂等人向中國傳遞口信,希望同中國進行直接對話。

1971年3月,中美關係出現了出人意外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4月,美國乒乓球運動員訪華,史稱“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 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開啟了與中國接觸的時代。這個時代是基於一個信念,即通過貿易和投資使中國擺脫孤立狀態,讓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美國認為,這樣會令美國更安全,也許還會令中國更像美國。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華,標誌著自新中國成立後中美相互隔絕的局面終於打破。 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也稱中美第一個聯合公報。

史伯明(Douglas Spelman)是華盛頓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中美研究所副主任。 1972年,中國乒乓球隊回訪美國時,他曾擔任訪問美國的中國乒乓球隊的翻譯。 2012年在威爾遜學者中心舉行的尼克松訪華四十週年紀念時,史伯明這樣解釋尼克松訪華的背景。

他說:“雙方的背景,在美國方面,當然是越南戰爭,那是越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在中蘇方面,是局勢最緊張的時刻。雙方因為界河上的一個小島發生衝突。那是艱難的時刻,發生了很多事情。這些因素都是尼克松訪華的背景。雙方都擔心蘇聯, 這是將我們雙方拉到一起的主要因素。”

1973年,美國在北京開設聯絡處。興奮的基辛格寫信給尼克松說, “現在我們變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友。”

1979-1989 密切合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髮表《中美建交公報》(中美第二個聯合公報)。 《中美建交公報》宣佈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與此同時,美國同意結束與台灣的正式外交關係,但與台灣保持非官方的關係。

1979年1月29日,美中實現關係正常化後僅幾個星期,中國當時實際的領導人鄧小平便率團訪美。 1月31日,兩國簽署《中美科技合作協定》,這是中美建交後兩國簽署的首批政府間協定之一。

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兩國之間簽署了多個雙邊條約,特別是在科技與文化領域的交流活動以及貿易交流。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是美中關係最好的時期。隨著1980年代雙方高層與工作層接觸的加深,兩國在更廣泛的議題上進行對話,包括全球與地區戰略問題、政治、軍事問題、裁軍、聯合國和其他多邊事務等。

兩國密切合作的最大體現是美中軍事合作在這個時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鄧小平訪美後不久,中國出動十多萬解放軍對越南發起攻勢。這場戰爭導致大量中國士兵傷亡,但是卻使得美中關係進一步強化。

中越邊境戰爭暴露了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急需現代化,而彼時,美國政界、軍界也日益形成共識,一個在軍事上足夠強大的中國,能夠對蘇聯進行有效的牽制,這完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正如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他《論中國》一書中寫到的,“這場戰爭開啟了中國與美國在冷戰期間最為密切的合作。” 中越戰爭後,中國從此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

在此之後,華盛頓同意向中國出售軍用裝備,包括先進雷達、運輸型直升機、電子偵察裝置以及帶有先進軍事軟件的計算機。唯一的例外是限制向中國出口有可能會對美國產生威脅的進攻性武器。

1980年代的里根總統時期是美蘇冷戰的高潮期。美中關係進一步友好發展。在裡根執政初期,中美在台灣問題上有過激烈交鋒。 1982年8月17日,雙方簽署了美中第三個聯合公報,也就是《八一七公報》。在這份公報中,美國承諾將逐漸減少對台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則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中方的基本原則。這使得美中之間因美國對台軍售而引發的短暫危機得到緩和。

在裡根政府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溫斯頓•洛德( Winston Lord)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段期間,美中之間經濟、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大規模增加,雙方的部長級訪問和各軍種參謀長的互訪都大為增加,雙方還合作對抗蘇聯。

他說:“我們還向中國出口軍火,幾乎有10億美元。在當時來說,這是不小的數目,在今天簡直無法想像。我們在中蘇邊界設有基地,在這些秘密基地裡,我們與中方合作追蹤蘇聯的導彈。我本人還去過其中一些。我們還與中方合作向抗擊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抵抗力量提供武器。”

到1984年起,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到裡根總統1988年1月卸任之際,美中雙邊貨物貿易額與他就任時相比翻了一番。中國對美出口占其全部400億美元對外出口額的四分之一。

1987年,美國快餐連鎖肯德基在北京開設了中國第一家分店。那段時期可以說是美中關係的“黃金時期”。美國前駐華大使洛德說,這段時期被稱為“黃金時期”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那時候在辯論和思考政治改革。

1989年1月,裡根的副手老布殊宣誓就任總統。他在就職後僅一個月就到訪北京,其間接受了中國官方中央電視台的採訪,成為首位通過電視屏幕直接向中國民眾講話的美國元首。

1989-2009,接觸與防範

美中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因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而嘎然而止。中國當局6月3日晚和6月4日凌晨動用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及附近地區血腥鎮壓了要求改革和民主的大學生和民眾。

“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宣佈了多項對華製裁措施,包括美國停止高層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給中國。許多製裁現在已經撤銷,但最具象徵意義的禁止對華出售武器和軍事系統的製裁至今仍然有效。

也是從“六四”以後,美國對華政策帶有了接觸和防範的雙重色彩。在經貿關係和人文交流領域,雙方合作的一面比較明顯;在國際安全和人權等問題上,防範與牽制則更為突出。

孟捷慕(James Mann)1984年到1987年期間擔任過《洛杉磯時報》駐京記者站站長,他曾在六四25週年前夕接受美國之音記者專訪時說,“六四”事件不僅標誌著中國政治變革運動的終結,也使得美中關係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他說:“對於與美國的關係,我們回頭看的時候,它是一個根本的改變。從1971年到89年,中美兩國發展了基辛格所稱之為'心照不宣的聯盟' ,合作對抗蘇聯。…1989年發生了兩件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天安門事件,另一事件就是柏林牆的倒塌。這兩個事件加在一起導致1971年以來存在的美中關係的結束。這兩個國家的高層領導人還是進行對話,他們試圖繼續發展雙邊關係,但是他們再也不可能把它復原到從前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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