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理事會2010年12月通過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實施後，IMF的份額將增加一倍，至少6%的份額將轉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
這個在美國國會遇阻多年的改革方案作為綜合撥款法案在參眾兩院通過後，IMF董事長拉加德表示歡迎，稱此舉是“強化IMF在支持全球金融穩定中所起的作用的關鍵步驟。”
拉加德說，改革將使IMF的核心資源得以顯著增加，將會更有效地應對危機，同時也將改進IMF的治理，使之更能夠反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起到的日益強大的作用。
中國是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在IMF的投票份額為3.7%，居第六位。改革後，中國的份額將升高到6.1%,位次也將上升到第三。
此外，同為“金磚四國”的印度、巴西和俄羅斯也將躋身IMF十大成員國。
美國仍將是IMF最大的成員國，儘管其所佔份額將從16.7%降至16.5%，但仍將是唯一具有否決權的成員。 IMF的許多決定均要求獲得85%以上的絕對多數同意方能通過。
IMF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在2010年夏季舉行的首爾G-20峰會上所擬。但該方案獲得IMF理事會批准後，卻在美國國會遇阻。
IMF改革方案五年未能得到美國國會批准，據悉與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尤其是眾議院，要價超過民主黨政府願意付的價有關。
華盛頓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埃德溫·杜魯門（Edwin Truman）曾任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他12月16日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寫到，“我們不知道，也可能永遠無從得知促使國會採取行動衝過終點線所付出的全部代價。”
但是，杜魯門說，從提交的綜合撥款法案中，看得出為美國參與IMF事務設立了條件，包括美國在2022年若繼續參與新借款安排（NAB）需得到國會批准。
杜魯門認為國會就此要價過高。他說，如果因此導致美國撤出NAB，將損及IMF的財務能力，以及美國在該機構中的領導作用。
另一個條件是要求美國駐IMF的代表用其“聲音和投票”促使IMF廢除“系統性例外”（Systemic Exception），即允許IMF在一個國家債務不可持續，而不予救助將危機全球金融系統穩定的情況下，為其提供大規模金融援助。
IMF因參與歐洲對希臘的援助而招致許多成員不滿，美國顯然也是其中之一。
國會提出的第三個條件是要求美國派駐IMF代表在其就大規模IMF金融援助進行投票表決前通報國會。
很多批評意見認為，IMF份額和治理改革長期在美國國會遇阻，有損美國的信譽和全球領導地位。
有分析甚至認為，中國因不滿IMF改革長期不能得以通過，因而促使其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意在另起爐灶與之抗衡。但在其他分析者看來，中國雖然不滿，或有挫折感，但那並非是亞投行成立的根本原因。
此外，IMF治理改革屢屢在美國國會遇阻，也被一些觀察人士視作是促成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的一個慰藉因素。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克爾凱郭爾（Jacob Kierkegaard ）此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不認同這種看法。但他認為，由於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都應對IMF治理改革無法得以通過負責，奧巴馬政府支持人民幣入籃也符合自身利益。
儘管拖延過久，經濟學家杜魯門認為，改革來得雖晚，也好過放棄。他說，IMF改革方案此次若再度遇阻遇阻國會，美國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杜魯門建議，IMF的支持者，其中很可能包括下任總統，必須教育公眾和國會，讓他們認識到美國對IMF持續的支持，對於美國經濟金融利益，以及世界穩定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