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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援華抗疫 專業技能最有價值


2020年2月1日聯邦快遞工作人員在亞特蘭大國際機場將醫用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裝上架運往中國的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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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特朗普總統表示美國將全力支持中國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後,美國政府宣布,準備投入高達1億美元的資金,幫助中國和其它受影響國家遏制和防治新冠狀病毒。美國國防部前官員表示,救援物資雖然陸續抵達,但目前對中國最有價值的援助,是專業技能和知識。

美國總統特朗普2月7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特朗普表示,他對北京在應對疫情挑戰方面,表現出的力量和韌性有信心。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展開廣泛的雙邊交流與合作。美國願意派專家前往中國,或是以其它各種方式向中國提供援助。

隨即,美國國務卿彭佩奧發表聲明,華盛頓準備投入高達1億美元的現有資金,用於幫助中國和其它受影響國家防控新型冠狀病毒;這些資金將直接或通過多邊組織撥出。

美國國務院官員早些時候向美國之音證實, 美國政府第二批撤僑的兩架包機,攜帶著捐贈的個人防護設備、醫療和人道救援物資。這些救援物資已經於北京時間星期二晚間抵達武漢。

唐安竹(Drew Thompson)曾經擔任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管官員,目前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訪問研究員。

唐安竹說,除了在包機上運送撤離使館員工及其家屬的物資外,美國還向中國提供了醫療和公共衛生專家的技術支持和專業知識。

他說,“救援物資已經運抵,但發放過程中似乎存在瓶頸,例如,武漢紅十字會受到的廣泛批評就證明了這一點。 但目前最有價值的援助是專業技能和知識。” 美國公共衛生專家長期以來一直為中國衛生官員提供支持與合作。自2003年薩斯病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和私人基金會向中國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贈款和廣泛的培訓。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2月5日宣布,將提供1億美元資金用於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基金會的聲明說,這筆資金可用於疾病監測、隔離和治療工作,保護危險群體,還可用於疫苗以及診療方法的研發。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Freeman)表示,蓋茨基金會以及其它美國公司提供援助是積極的舉措,但現在最需要的是一種有效治療和遏制這種疾病的方法。

傅瑞珍說,“這需要與盡可能多的醫務人員和研究人員,分享有關信息和治療方法,以便方案可以在全球實施,並開發、生產和向全球提供藥物和其他治療方法。”

北京NGO組織“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賈平認為,當前美中合作的重點,應當放在中國抗疫短板而美方有所長之處,以及如何共同應對雙方共同關注的區域和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挑戰方面。

具體來說,美方的公共衛生,流行病學和病毒學專家,可以在一線給中方提供更多管用的建議;在藥品和疫苗研發方面,美方有更成熟的治理和法律體系,及研發能力;在應急和公共政策方面,雙方也有合作點;美方對幫助中方公共衛生等方面法律體系的完善,也可提供建議和參照。

賈平說,“雙方在媒體報導,疫情監控,急需物資捐贈等方面,也有很大合作空間。雙方智庫的交流和民間合作渠道的拓展將有利於雙方及時消除誤判,增進了解。”

獨立媒體人李佳佳對美國之音說,美中的合作應該是全方位的,目前美國民間已有不少非政府組織、在美華人社群運送了緊缺物資給湖北疫區,官方的行為則剛剛起步。

李佳佳對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關於中國疫情“有利於工作崗位回流美國”的言論表示“非常遺憾”。李佳佳說,“畢竟這兩個國家是當今世界頭兩大經濟體,應該摒棄貿易戰期間的一些極右翼的冷戰思維,為了更大的公益攜手合作。”

此前,中國外交部指責美國不提供實質幫助,卻帶頭散佈恐慌。中國官員說:“美國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實質性幫助,卻第一個從武漢撤出其領館人員,第一個提出撤出其使館部分人員,第一個宣布對中國公民入境採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斷製造和散播恐慌,帶了一個很壞的頭。”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傅瑞珍(Carla Freeman)表示不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麼會這樣說,恐怕只能理解為試圖轉移矛盾和怨氣的焦點。“我的感覺是,中國政府可能是在沒有更好地了解病情,並能夠主導有關疾病的信息傳播之前,還沒準備好接受美國政府的援助或美國科學家的參與。 所以,北京拒絕允許美國科學家前往中國了解疫情的做法並不奇怪,但並沒有阻止美國私人來源的援助。”

北京“公共衛生治理”執行主任賈平表示,撤僑等是大災難期間國家保護公民的基本動作,單純旅行限制並不一定能有效阻礙病毒擴散,但卻暗示出一國對在面臨問題時感到有不確定性。“雙方更應保持相互間信息透明,通過加大合作減少誤判,降低不確定性。”

美國國防部前中國事務官員唐安竹(Drew Thompson)則認為,中共官員從政治角度看待一切問題,由於北京將目前整體美中雙邊關係認定為不友好;這使得外交部發言人無法承認美國的人道主義援助。“中國的所有決定,包括公共衛生問題,都必須考慮到政治層面,這也是湖北省在一開始就處理得如此糟糕的部分原因。”

唐安竹表示,中國官員們不能將積極的事態發展,與一些負面行動區分開。例如,他們無法區分人道主義援助物資或派遣公共衛生專家,與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允許台灣當選副總統賴清德訪問華盛頓等等。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專家朱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說,“北京對冠狀病毒危機的處理手法,凸顯了中共主導的政治體制的許多獨特性和有存在的問題。”布蘭切特說,中共官員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一已經十分嚴峻的挑戰上,而只是考慮他們行動的潛在政治代價。

獨立媒體人李佳佳認為,在此前貿易戰冷戰思維的背景下,彼此都懷有深深的不信任和戒備心,因此在更大的威脅面前顯得狹隘。但是面對病毒和疫情,這種不信任和敵對思維,毫無疑問應該讓位於對整個國際社會更有利的善意與互信。“美國的醫療領域仍是全球最為發達領先的,希望雙方合作,掃清一切不必要的人為障礙,先尊重生命、尊重人道主義精神、救人、抗疫。”

美國分析人士認為,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的迅速蔓延,以及如何處置當前危機,再次考驗持續緊張的美中關係;目前美中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在信息共享方面仍存在不信任和差距。美中兩國如何能將此次危機,轉變成為在諸如全球衛生等領域合作的機會,這正是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所在。

北京的公共衛生政策倡導人士賈平說,美中兩國元首2月7日的通話表明,雙方已經初步克服在公共衛生領域合作的心理障礙,這將有利於確保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提振全球信心,盡快克服疫情可能帶來的經濟和地緣政治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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