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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要求加強外宣 分析人士:美國須制定長期應對戰略


2018年7月20日,中國官方海外媒體CGTN發布了一段英文的動畫視頻《大豆的獨白》(Monologue of a Soy Bean),以一個卡通大豆的口吻講述美中貿易戰對美國農業州的影響。(圖為CGTN網站截屏,時間2018年7月20日下午2點。)
習近平要求加強外宣 分析人士:美國須制定長期應對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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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在展開新一輪加強國際傳播、講好中國故事的運動。美國的媒體分析人士說,美中之間的媒體拉鋸戰可能會持續下去,國際社會可能會看到,中國的信息環境會進一步收緊,包括對外國記者和外國媒體准入的限制。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5月31日對中央政治局委員們說,中國要下大力氣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與其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

習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加強中國的國際交流能力建設,為世界提供一個符合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聲音,為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

北京展開新一輪國際傳播攻勢

實際上早在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之後,中國就已經開始著手加強國際傳播體系的建設,並且斥巨資打造外宣體制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

習近平在不久前的講話中提出,要有效地開展“國際輿論引導和輿論鬥爭,初步構建起多主體、立體式的大外宣格局”,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

國際輿論揣測,習近平的講話似乎意味著北京將開展一項全政府的運動。中國的新一輪國際傳播攻勢,將會對美國輿論界產生何種影響?

媒體和信息技術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這種“大外宣”做法由來已久,預期中國將會持續以同樣的手法行事,但是鑑於目前國際輿論環境對中國極為不利,未來北京顯然會增強這次推動的強度。

美國非營利公共智庫“海軍分析中心”(CNA)高級研究員何惠芝(Heidi Holz)主要從事對中國媒體的研究。

在何惠芝看來,長期以來,北京一直在開展一場全球範圍的運動,以塑造有利於中國的媒體環境。這場運動的範圍幾乎涉及信息環境的所有方面,包括努力推廣中國喜歡的敘述語言,即所謂“講好中國故事”,同時壓制批評者的聲音。

何惠芝認為,中共領導層認識到,因為處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手法,以及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等因素,中國在過去幾年中的形象受到影響。作為一種應對方式,北京正在尋求加倍努力,對外去塑造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對內嚴格控制國內的異議和批評。

她說:“預期我們會看到中國媒體的報導,其目的在於積極地削弱海外、尤其是美國對北京的批評,使得這些批評人士的聲音失去其合法性。”

何惠芝還分析說,國際社會還會看到中國國內信息環境的繼續,甚至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包括對外國記者和外國媒體准入的額外限制。

華盛頓如何應對北京公共外交攻勢

習近平5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還強調,中國媒體要“廣泛宣介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以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建設新型國際關係。

面對來自北京咄咄逼人的公共外交戰略,華盛頓應該怎樣做才能應對北京日益擴大的影響力?

華盛頓非政府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副總裁斯蒂芬·埃澤爾(Stephen Ezell)對美國之音說,要應對北京的國際傳播和公共外交攻勢,美國需要向全世界傳播對中共當局虛假現實清晰和清醒的認識:北京的這個制度圖謀向美國、世衛組織和其它國家隱瞞或混淆有關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信息。

埃澤爾強調,華盛頓必須努力澄清和揭露北京的重商主義的經濟戰略、對外侵犯知識產權、迫使轉讓知識產權,以及對內壓製本國公民人權和政治權利的做法。

“美國也應該積極努力揭露中國在其它國家施加影響力的行為。此外,美國應該與盟國和志同道合的國家更緊密地合作,” 埃澤爾說。

海軍分析中心(CNA)高級研究員何惠芝認為,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華盛頓必須制定出一個戰略性、協調性、全政府性的策略,來應對來自北京的由國家支持的虛假信息和宣傳帶來的挑戰。

“公共外交將是其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但這是涉及國家外交、信息、軍事,以及經濟等國家實力的一個更大的難題,” 何惠芝說。

根據CNA的研究,北京打造國際傳播體系的運動,是一項貫穿其整個政府系統的努力,其範圍涵蓋甚廣,包括信息環境的所有方面:除了印刷、廣播電視媒體之外,還包括數字媒體以及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

CNA的研究還認為,為了應對北京在全球範圍內的信息和傳播攻勢,華盛頓必須做好長期應對的打算,去堵塞和解決美國在國內外的漏洞和脆弱性等問題;因為北京一直是在利用美國的這些漏洞和脆弱性,去謀求有利於中國的利益。

美中“媒體戰”是否還要繼續下去

實際上,在特朗普政府時期,華盛頓就已經開始對北京的國際傳播攻勢展開阻擊了。

美國國務院2020年2月18日宣布,將五家駐美中國官方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按照規定這些媒體要像外國使領館一樣,向美國國務院登記在美僱員和財產等信息。這五家媒體是: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發行公司和《人民日報》海外版。

隨後不久,中國於2020年3月18日宣布了反制措施。中國外交部要求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時代周刊》五家美國媒體駐華機構,申報在中國境內所有工作人員和財產信息

此後,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已經進行過幾輪“媒體戰”,直到去年9月份左右雙方相互限制外派記者人數和工作簽證,甚至相互驅逐記者。

美國輿論界密切關注,起始於特朗普時期的美中媒體大戰,是否還會繼續進行下去。拜登政府是否還要繼續採取針鋒相對的戰略,還是允許更多的中國記者來美國駐站採訪,以展示美國新聞自由的軟實力?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媒體倫理與法學教授珍·科特里(Jane Kirtley)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前信息的自由流動正在非常不幸地被武器化;從而造成了美中兩國的記者因為政治原因而受阻,不能順利進入對方國家工作的事件時時發生。

科特里教授說,儘管各國政府擁有合法的利益,去保護其公民免受蓄意散佈的虛假信息企圖的影響;但我們如何才能確定哪些信息是“真實的”,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棘手問題。

科特里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理想方式是通過思想的流通市場;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當公眾能夠自由地從各種角度和觀點中尋求和接收信息的前提下才行得通。

“當政府試圖限制其民眾通過各種媒體獲得信息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去拷問:他們到底害怕什麼? 政府試圖控制敘述的誘惑和衝動非常之大,但這與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原則背道而馳,而且顯示出對本國公民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極度不信任,” 科特里說。

海軍分析中心高級研究員何惠芝也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因為事實上,中國國有媒體是國家的宣傳代理人,其任務是有系統地試圖使美國的政策和活動失去合法性。雖然這些中國媒體確實從事了一些事實新聞報導,但它們不是獨立的新聞機構,不應被視為真正的媒體。

“此外,我懷疑放寬對中國媒體在美國運作的限制,是否會促使北京方面採取任何對等的行動。過去幾年來的趨勢是,對在華外國記者的控制越來越嚴格,我預計這種情況還會繼續下去,” 何惠芝說。

ITIF副總裁埃澤爾不贊成撤銷特朗普時期的政策、允許更多中國記者來美國駐站採訪的建議。他認為結束美中媒體拉鋸戰的答案是,美國必須聯合其它志同道合的國家,共同去推動和倡導中國允許更大的新聞自由。

“而允許更多的中國記者進入美國,特別是來自中共控製或領導的新聞實體的記者,不會取得多大的效果,”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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