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26週年。和往年一樣，天安門母親在6月4日前後依然遭到當局的嚴密控制，但其力度較去年、也就是天安門事件25週年相比略有放鬆。
丁子霖是“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發起人，曾經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副教授。 1989年6月3日晚，她17歲的兒子蔣捷連在北京木樨地被前往天安門廣場鎮壓的解放軍的子彈擊中遇難。
丁子霖說：“我門口現在國安已經上崗了。他們前幾天來通知我，他們6月1日-4日上崗。事實上，他們5月31日晚上就已經做了準備。我樓下就有他們的車、他們的人，24小時都在。我採取的辦法是能不出門盡量不出門。” 去年“六四”25週年的時候，78歲的丁子霖和82歲的丈夫蔣培坤被當局軟禁在無錫，直到6月7日才被允許回到北京。
丁子霖表示，她將在6月2日、3日兩天在家中祭奠兒子。她說：“6月2日我兒子蔣捷連是他的生日、冥誕，還有6月3日他遇難日，我會晚上給他祭奠。”
致中共領導人公開信的前後
由於去年遭到了當局的嚴厲管控和打壓，天安門母親未能在“六四”25週年的時候發出聲音，因此今年她們決定提早動手。丁子霖說：“我們提前寫好了（這封公開信）。我5月16日回到北京的，18號我們天安門母親的難屬群體服務團隊就討論、審定、通過了。通過以後我們當天晚上就發給紐約的中國人權。”
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在六四26週年前夕發表了這封公開信，要求當局承擔歷史責任。
丁子霖表示，今年公開信的主題是向中共領導人追究歷史責任。她說：“六四慘案26週年這封公開信的題目，也就是我們這封信的主題是中國領導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殺的歷史責任。這個題目就是我們這篇公開祭文的主題。”
公開信引述中國總理李克強今年3月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就日本領導人應對侵華戰爭承擔歷史責任的問題時所說的“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來說，不僅要繼承前人所創造的成就，也應該負擔其前任罪行所帶來的歷史責任。”
對此，丁子霖說：“從共產黨歷史，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連續各屆領導人你所犯下的罪行。日本人犯下的罪行不能掩蓋，同樣的你們犯下的罪行也不能夠掩蓋。你從你的前任手裡接過來權力，同樣也要接過這個歷史責任。”
5月23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接見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率領的一個日本大型訪華團時也提到歷史問題。當時習近平說，“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隱瞞、歷史真相不容歪曲”。 “我看了以後，我覺得習近平這番講話和李克強這番講話，這兩位都是國內最高領導人了，他們講得都很對啊。他們都是針對日本侵華戰爭講的。問題是，這個世界上對人對事，家事國事都應該是同一標準吧？而且是不管人是什麼人，地位多高，都應該一個標準。”丁子霖說。
這封公開信特別提到了“六四”25週年，因為去年是天安門母親在成立以後首次沒有能夠在親人遇難的日子發出聲音。丁子霖說：“去年讓我們難過的是沒有能夠讓我們在六四紀念日的時候，我們沒有發出聲音。完全被當局橫暴地給噤聲了。自從有了這個群體以後，我們第一次沒有在我們親人遇難日發聲。從去年4月清明以後，北京的難屬群體的服務團隊的成員都被看上了。他們互相不得見面。我和我老伴被軟禁在外地。尤維潔又被變相炒家、被查，一整天找她談話，逼她交出家裡電腦裡的所有存件。就我們群體來說，我們第一次遭到如此嚴厲的對待。我們約定的逢親人遇難逢五週年、十週年我們在一起祭。而且我們也不會在公共場所、也沒有外人參加、就是我們自己，在某家難屬家裡，自己祭奠。十週年開始的，十五週年也祭成了，二十週年除了我和我老伴不許參加被國安看在家里以外，其他難屬也都祭奠成了。可是去年25週年就沒有成。”
古懿“六四”公開信給天安門母親極大鼓舞
最近，喬治亞大學博士生古懿撰寫一封致六四二十六週年致國內學生公開信，呼籲中國年輕一代關註六四，了解真相。這封公開信讓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們備感鼓舞。
丁子霖說：“今年我意外的感到欣慰的就是在美國的留學生，我回到北京看到，古懿執筆的（公開信）。哎呀，我看到這個以後，我真的覺得……我們已經有37位在一起抗爭的難友已經先後離世了。所以確實我自己也相當沮喪、因為我們的年齡也都擺著呢。但是這次古懿他們的公開信、給國內同學的公開信，他們很年輕啊，他們是就讀的博士生。我覺得這封信啊，它的意義在於讓當局六四以後歷屆領導人採取的這種對內、對外，他們對我們採取的政策徹底破產。他們這封信表明，年輕的一代一旦知道真相以後，人性的良知、正義感都會迸發出來。”
丁子霖表示，古懿的這封致國內學生的公開信讓六四難屬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他們現在就謊言和警察來維護他們的集權統治，能得逞嗎？我覺得古懿他們這封信太珍貴了，給我們多大的鼓勵啊。我想，如果我等不到討回公道的那一天，我想後繼有人。”她說。
呼籲良知 講出真相 拒絕遺忘
丁子霖說，26年過去了中共領導人的神經在“六四”這一天依然高度緊張說明他們患上了“六四恐懼症”。她說：“是的，當權者、統治者他們患的是六四恐慌症、但是他們對國內的民眾採取的是強制性的遺忘政策。一度，真的我們也很絕望，唯一能夠講真相、講看法、講訴求、只有面對你們海外媒體、面對能夠幫助我們的朋友，把我們的聲音、把我們的文字放在網上、譯成英文，如此而已。”
丁子霖呼籲有良知的人、了解真相的人能夠勇敢的站出來，講出真相。 “我們一定要盡一息之力，盡可能多的把真相留下來。留給歷史、留給大家。去年讓當局最為惱火的、對我們嚴厲報復的恐怕就是新的服務團隊，就是天安門母親新的服務團隊，從前年秋天開始就去外地探訪。大山深處也去、荒山僻野也去，那些難屬家裡。寫了一批探訪紀實。我覺得這是打中他們的軟肋。他們不是千方百計掩蓋嗎，我們就把這個真相挖出來。”
呼籲關注中國人權
丁子霖還呼籲國際社會繼續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同時關注被判刑入獄、已年過七旬的老媒體人高瑜和被關押等待受審的維權律師浦志強。
她說：“今年我特別想通過你們媒體向大家呼籲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關注高瑜、浦志強。作為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的心情，我是這樣想的。我想，我的兒子已經被殺害了，不可能死而復生的。我做的再多也不可能呼喚他回到我身邊的。只有將來我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和他團聚。但是高瑜還活著、浦志強還活著。”
26年過去了，陸續已有一些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遇難者家屬在沒有討回公道的情況下辭世。 26年對於歷史來說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對於“六四”的難屬來說，這是一段漫長和極為痛苦的歲月。丁子霖說；“對我來說，兒子走了26年了。如果哪天讓我去另外一個世界和他團聚，只要我的訴求讓世人知道，我的訴求大家能夠認可、接受，我已經不介意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討回公道的一天。所以我這麼想了以後，我的心情尤其在這個日子……我現在給你說的電話就在他的骨灰櫃前面……我想，這對亡靈也是一種撫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