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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將如何面對咄咄逼人的中國?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11月18日在特拉瓦威明頓市跟記者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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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關係處於實際的停擺狀態,前景不明的第一階段貿易戰協議成為聯繫雙邊關係的唯一紐帶,拜登勝選後如何處理美中關係將成為他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據美國新聞網站AXIOS的獨家報導,後來美國之音得到白宮國安會證實,特朗普總統計劃在今後幾週推出重手製裁,以鞏固其對華政策。

觀察人士普遍預計,面對美國兩黨共識及咄咄逼人的北京,拜登無力也不願改變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強硬路線,在遏制中國的問題上不會手軟,但在具體策略上將與特朗普有所不同。

拜登將如何落實其結盟抗中的戰略目標?美中貿易戰還打不打?經濟乃至政治脫鉤還會不會繼續下去?美中關係還有沒有破鏡重圓的可能?

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王飛凌認為,特朗普總統的確有可能在卸任前採取措施確保他的一些既定政策能夠在下一任總統任期內延續,拜登政府很可能也計劃在對華政策上與特朗普政府保持一致。

王飛凌說:“其實特朗普總統對華政策比起國會來說並不算強硬。比如說在令中共最為頭痛的人權問題上、新疆問題上、台灣問題上,尤其香港問題上,特朗普基本上沒有什麼動作。也很少有言論批評。他的幕僚比如說國務卿蓬佩奧倒是比他更加強硬很多。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國會從2018年以來通過的關於台灣、香港、新疆的許多法律,基本上都是全票通過,比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其實要強硬得多。在我看來,拜登總統如果繼任以後,對華政策不大可能會放鬆多少,相反,可能在人權、香港、新疆問題上更加強硬。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的強硬路線,拜登應該能繼承下來。”

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系主任葉耀元表示,現階段美中停擺狀態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中國把籌碼押在未來的拜登政府上,但不見得美國會有政策轉變,美國兩黨在“反中”方面已經趨於統一。

葉耀元說:“特朗普對中國是不是有很大的反感?我倒不如覺得說,彭斯和蓬佩奧對中國的反感更劇烈。所以在現階段的條件之下,要和中國再重啟一個談判,這是不可能的。當然,現在中國把所有的籌碼押在下一屆總統拜登身上,會不會在私底下拜登的團隊跟中國方面已經有某種程度的接觸了?這個接觸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拜登只是當選總統,他還不是真的總統,所以即便已經有了這樣的接觸,但事實上沒有辦法做任何有決定性的談話。也就是說目前來講,我們只能說他們私底下兩邊是否已經有交換訊息,讓對方了解彼此的意圖,這個可能性絕對是有的。但這個交換意圖會不會變成實質上美國對中最終政策的轉變,這個不見得,因為它必須要考慮到兩院之間的政治,參議院、眾議院,還有兩個主要的政黨。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是什麼?基本上是現在兩黨都有反中的情勢在那邊。也就是說如果拜登上台後要180度完全去轉變過去的對中政策,其實可能性是不高的。”

拜登擔任美國總統後,美中貿易戰還會繼續嗎?王飛凌認為,美國屆時可能會繼續貿易戰,但是會降低“關稅戰”的重要性,因為解決美中貿易不平衡問題是兩黨多年共識,特朗普總統的貿易戰目前證明對中共很有殺傷力。

王飛凌說:“美中之間的貿易失衡、貿易不均衡給美國帶來了很多經濟上的麻煩,也給北京帶來了很多外匯收入,這個局面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是多年兩黨想解決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貿易戰其實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已經開始,特朗普採取的是更加奪人眼球的關稅戰的方式。這個方式,專家們一致認為是比較粗糙的武器,是一個比較低端的手法,打起來確實美國的損失也很大,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還是五百已經不重要,反正對美國來說也是一個損害。這麼一個粗糙的武器,效果其實相當可觀。如果評論中美之間相對的損害,或者經濟上造成的相對的消極後果,中國的損失遠遠大於美國,至少目前來看。而且美國的經濟實力本來就比中國強,所以即便是粗糙的關稅戰對中國共產黨執政權威的損害已經相當可觀。我的理解是拜登上台以後很有可能會繼續所謂的貿易戰,但是可能會降低關稅戰的使用,更多地尋求多邊安排,比如說重歸TPP,或者更全面性地打一些不那麼博人眼球、看起來不是很激烈的手法,但是效果可能更加明顯。”

拜登反復強調他將要在上任後團結民主國家製衡中國,葉耀元認為拜登的這一對華政策比較合理,但是需要拜登政府積極修復與盟國的關係。

葉耀元說:“拜登現在上台之後,他面臨最大的外交挑戰不見得一定是中國,他最大外交挑戰是要去修補特朗普破壞的跟盟友之間的關係,你要去修補這樣的關係,某個程度你必須要把我們的共同價值重新提回來。所以說我覺得這個策略是合理的,而且畢竟重點是你必須要去重新兜起這些盟友的興趣,不能說好像像特朗普時代一樣,把他們都擱在旁邊,與他們硬碰硬地直接對決。但你要如何去實現這個構想?相對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整個國際社會就是一個無政府狀態,在這個無政府狀態裡你要吸引別人去跟你鞏固更多的邦交關係或者是一個盟友關係,某種程度也要講利益。這個利益最大的本身就在於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反中國的非自由民主體制這個概念。前提在於歐洲國家是否把中國已經當作一個可能性、假想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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