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日前公佈去年河南特大水災調查報告，首度披露省會鄭州死亡380人，其中多於三分之一的死亡人數被刻意瞞報。當局對89名官員問責，其中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被免職，另有八名工程項目負責人因鄭州地鐵水浸事故被逮捕。
去年河南水災舉世震驚，海外媒體與中國官媒曾就死亡數字進行過激烈交鋒。時任《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否認瞞報的可能性，認為“在我們的體系中已經無法產生這種情況下的瞞報動機。”現在退休後的胡錫進感慨萬分，稱“瞞報在一些地方真的是個頑疾，悲。”
為什麼欺上瞞下在中國屢屢發生？數字造假僅僅是“地方頑疾”還是中共的體制性弊端？河南水災已有初步結論，武漢、西安乃至全國的新冠疫情未來會不會出現胡錫進式的遺憾？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即使中國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河南水災的調查報告，並披露了鄭州死亡人數瞞報的問題，這也仍然無法打消人們的疑慮。
他說：“這份國務院調查報告也沒有完全打消人們的懷疑。網上流傳一張無人機拍的照片，畫面上是鄭州水災被淹、被遺棄的小汽車。一眼望去，少說有1000多輛。可是國務院調查報告說的總共只有247輛車被淹，而且說，車主和乘客沒有人死亡，這就讓人很難相信。去年德國也鬧水災，也死了不少人。德國的做法是公佈了死者的姓名，死者的親友可以去查對。中國政府又沒有這麼做，又沒有獨立的媒體，又不准老百姓自己去做全面的調查。所以它的結果到現在為止，仍然還是很難讓人完全信服。”
網絡雜誌《縱覽中國》的主編陳奎德認為，在當下的中國，瞞報的動機是永遠存在的。
他說：“在中國當下的製度環境中，瞞報的動機是永遠存在的，揮之不去。瞞報的數字和造假，基本上是中國體制的官員的升遷制度和新聞的嚴控制度相互作用的邏輯後果。既然這兩種制度都是全局性的，那麼瞞報數字造假在中國體制中當然就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因為升遷是看所謂‘政績’，是上層領導眼中下層官員的政績，造假出來的好看數據自然成了升遷的重要依據。而由於沒有獨立自由的媒體揭發，沒有獨立的司法，瞞住了上方，就一定一通百通、屢試不爽。只要把上面瞞住，一切都穩了，所以為什麼不瞞報和造假？那種巨大的利益引誘，擋也擋不住，這是製度性的癌症。它造成了欺上瞞下、屢禁不止，成為製度性的頑症。你禁止得了嗎？我想是不可能禁止得了的。”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也表示，瞞報在中國一直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而鄭州水災的瞞報與中國的疫情瞞報就有一定關聯。
他說：“水災中的瞞報與疫情中的瞞報當然是有關聯的，不過兩者也有區別。水災中的瞞報主要是地方官員，而疫情中的瞞報是出自最高層。前年(2020年)1月27號，武漢市長周先旺對記者說，武漢市政府公佈疫情不及時，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中央的授權。正因為對疫情公佈的決定權在中央，在‘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習近平，所以我們當然就有理由推斷，在疫情問題上一定存在著更多的隱瞞。因為一般人總以為在專制制度下，上面的人喜歡聽好話，下面的人報喜不報憂，以至於到後來，連上面的人自己都被自己打造的謊言系統蒙蔽了。這種情況確實發生過，大躍進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下面使勁吹牛皮，牛皮吹破天，上面的人居然還都信了。大躍進都已經餓死人了，毛澤東在中南海開會，還說糧食吃不完了怎麼辦呢？他自己都信進去了。不過在那之後，共產黨也吸取經驗教訓。現在的黨中央對重大問題的信息，一般都有兩套獲得信息的系統，一套是公開的，一套是不公開的。就拿前年武漢封城(來說)，你要查一查當時官方公佈的數據，說1月23號湖北全省的確診病例是375例，死亡是17例。可是你比一比2003年的SARS事件，單是廣東的病例都是1500多例，北京高達2000例，可是SARS期間沒有封城。武漢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那麼低，為什麼要封城呢？可見當時的中央一定要另外一套數據，比公佈的數據要大得多、要可怕得多。後來我們也看到，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建的團隊發表了一篇文章，公佈了他們團隊內部調查統計的數字，要比同時期官方公佈的數字大20幾倍。所以在武漢宣布封城的時候，中央掌握的數據要比公開的數據大幾十倍。所以在疫情的問題上，中國政府當然存在隱瞞的問題。但他的隱瞞是瞞下不瞞上、瞞外不瞞內。外面的人不了解實情，內部人是知道實情的；下面的人不了解實情，上面是知道的，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推斷，這次在疫情問題上一定存在更多的瞞報。”
這次國務院調查和中紀委問責爆出的信息量很大，原因就是鄭州主官、市委書記徐立毅據說是習近平的人，屬於習近平的嫡系之江新軍，而力主調查和問責的中央大員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以一些海外媒體在中共派系鬥爭、尤其是習李關係的問題上做文章。
網絡雜誌《縱覽中國》的主編陳奎德表示，鄭州問責是黨內派系鬥爭勢力均衡，另一種機制起作用的結果。
他說：“我認為大概率應該和派系鬥爭有關係，這就是另外一種機制在起作用。雖然體制外的民間沒有獨立的媒體，看不到黑箱裡面的罪過或者失職，但是派系鬥爭的存在使得體制內有了另外一雙眼睛，產生了某種體制內的監督功能，增添了一點透明性。但是這種監督功能，只有在派別力量達到基本均衡、誰也吃不掉誰的時候，才可能顯現出來。當力量懸殊很大的時候，是無法產生真正的監督效果的。比如毛澤東在大躍進人民公社政策上闖下大禍，餓死了許多人。雖然1959年彭德懷‘萬言書’提出了委婉的批評，然而不但沒有起到問責的效果，彭德懷本人反而被打成了反黨集團的頭子。本來要揪左的毛澤東反而變本加厲、繼續他的極左路線，直到餓死了幾千萬人、餓殍遍野，毛澤東才不得不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稍稍做了退讓，退成了太上皇，讓劉少奇等人在第一線主持政務。但是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仍然沒有與毛澤東的權勢達成基本均衡，毛澤東仍然佔有絕對優勢。他聯手林彪，幾年後就把劉少奇活活整死。所以雙方權勢的基本均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半年前，李克強和現在的情況就有所不同，他就沒有把事情做到底，就做不下去，但現在就能做下去。所以基本均衡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使派別因素產生某種制衡的作用。”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