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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權勢勢不可擋是否是神話?


2019年6月29日,在G20領導人日本大阪峰會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雙邊會晤時講話。

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會晤,達成貿易戰暫緩升級的臨時性協定。有分析認為,這是上台以來喜好對內對外展示強硬姿態的習近平遭遇的又一次明顯挫折;而上台以來一直在大力抓權、竭力展示自己勢不可擋的習近平近來遭遇的最明顯的挫折莫過於在香港問題上不得不後撤。

在多次強硬表示中國不怕跟美國打貿易戰、有準備也有決心跟美國把貿易戰打到底、不會屈服於美國的極限施壓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29日在日本大阪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並與特朗普總統達成暫緩貿易戰升級的協議。特朗普總統隨後表示,中國許諾購買美國大宗農產品。

美國特朗普政府從去年7月初開始對500億美元、隨後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25%的關稅、並計劃再對3000多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同樣的關稅,是為了糾正美國所說的中國拒絕履行20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做出的承諾,通過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市場和非市場壁壘、強迫技術轉讓、盜竊知識產權給美國造成的損害並由此獲得的巨大貿易順差。

美國與中國達成的最新協定是,美國對來自中國的2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的25%的關稅繼續保持,但美國可以暫緩對來自中國的另外3000多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作為交換,中國要恢復購買美國大宗農產品。許多分析家認為,這是堅持跟美國的談判底線必須是美國立即取消對中國商品關稅的習近平在跟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博弈中的又一次退卻。

在20國集團峰會舉行之前,特朗普反復聲言他對先對中國500億美元產品加徵25%的關稅、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的關稅,然後再將10%的稅率提升至25%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對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同時美國獲得大筆關稅收入,這種局面迫使中國急於跟美國達成協議,但美國不急於跟中國達成協議;假如習近平不到日本大阪跟他會晤,假如中國繼續拒絕跟美國認真談判達成一個好協議,他就要再對3000多億美元加徵25%的關稅。

對特朗普總統反復展示的這種高調施壓的做法,習近平當局做出的反應是反復聲言任何人都休想迫使中國屈服於極限施壓,中國已經做好了跟美國長期打貿易戰的準備,中國可以跟美國打消耗戰,而且已經使美國經濟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且中國人已經做好了再過艱苦日子的準備。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專欄撰稿人湯瑪斯·弗里德曼則對特朗普如此高調對習近平施壓提出了批評。弗里德曼發表文章表示,特朗普採取非常手段迫使中國改變多年來實行的不公平貿易政策固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作為美國總統,特朗普應當跟習近平主席好好談判,而不是一個勁地給習近平主席難堪,使問題複雜化。

分析家普遍認為,或許是因為特朗普再次之前多次高調施壓的言行導致北京當局和習近平感覺丟面子,北京遲遲沒有公佈習近平是否會前往大阪參加二十國集團峰會。只是到了最後的幾天才宣佈習近平將前往大阪,並與特朗普會晤。

在會晤之前,國際間的輿論普遍認為,習近平先前所做出的要對美國的施壓以牙還牙的說法和做法顯然是不可持續,不可堅持。在分析家看來,習近平與特朗普6月29日會晤的結果顯示了他們先前的預測正確,習近平在特朗普的強硬施壓下再度退卻。

在習近平與特朗普會晤的第二天,北京宣佈從7月30日起,將外資進入船舶代理、城市燃氣、電影院、演出經紀機構、增值電信、油氣勘探開發等方面的限制進一步放寬或取消。自從美國特朗普政府開始跟北京進行貿易戰以來,中國已經承諾放寬或取消對外資進入汽車、保險和其他行業的限制。

但北京一直沒有承認這些舉措與來自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壓力有關。

與此同時,觀察家普遍認為,儘管在許多問題上喜好宣傳自己是勢不可擋的習近平不承認受挫和失敗,但香港特別行政區當局秉承習近平當局旨意試圖修改逃犯條例,使北京當局可以任意到香港抓人到公開聲言司法必須是中共刀把子的中國大陸受審的企圖,在香港上百萬人連續兩個星期天上街抗議之後不得不擱置,香港特首做出公開道歉,這一事態發展非常清楚地顯示了習近平當局的退卻。

美國紐約時報就此發表報道,標題是“香港當局的退卻削弱了習近平的鐵腕形象”。

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表示,中共當局在香港問題上的退卻應當說是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說:“實際上中共當局現在沒有本錢在這個問題上博弈。特別是當美國和西方表現出強烈關注以後,可能北京的憂慮更是增加了。因為現在畢竟是面臨G20峰會(20國集團峰會)的前夕。北京可能不願意在這個時候使自己陷入一個非常孤立的地位。從這一點上來說,應該說香港市民的抗爭取得了初步的勝利。”

章立凡接著說,北京當局在香港問題上的明顯退卻也跟美中貿易戰有關,與中共當局害怕由此而來的骨牌效應有關:“因為現在體制內外矛盾都很尖銳。一個是民眾跟中共政權的矛盾很尖銳,一個是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之下,體制內矛盾也非常尖銳。顯然體制內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不贊成繼續跟美國對抗的。主要是體制內的財經官僚。

“你別看(中共)文宣系在那裡叫喚得那麼高調,唱了很多愛國主義高調,但實際上真正的憂慮是這些實際上在真正當家的財經系官僚。他們知道中美貿易戰後果的嚴重性。但是,在高壓之下,他們只能委婉地發言。”

中國學者、在紐約出版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說,這次習近平在香港百萬民眾抗議港府提議修改逃犯條之後選擇撤退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來自美國和德國的毫不含糊的壓力,但香港民眾所展示出來的萬眾一心顯然是首要原因。他說,“第一就是港人百萬人大遊行明白無誤地展示了民意。雖然共產黨一貫踐踏民意、蔑視民意,但在公開場合還不得不做出尊重民意的姿態,還說自己代表民意。因此,在民意以無可爭辯的形式呈現出來的時候,那是讓當局非常尷尬的。因為他不能像古代那樣直截了當地專制,不管你多少人反對,我說了就算。他不能那麼來。他總是要偽造民意,哪怕是你的人再多,他也說你是一小撮。但是,別人就是顯示了那麼清清楚楚的、真是不可爭辯的多數民意的時候,他就很狼狽。”

胡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習近平上台以來竭力展示大權獨攬、控制一切、無所不能、不可阻擋的姿態,但他在國內外的壓力下不得不後退和敗退的例子很多。

例如,他上台之後不久宣佈所謂的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立即表示不承認,接著派遣B-52轟炸機大模大樣穿越那裡,習近平當局從此不再宣揚東海防控識別區。再例如,習近平上台不久提出要恢復他的前任、中共前獨裁者毛澤東喜歡把玩弄的黨內公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讓部下相互出醜,聲言各級幹部要洗洗澡,出出汗、紅紅臉,但在這種做法成為社會笑料、更有人質問習近平是否也有自我批評、是否也洗澡和紅臉之後,他就不再提紅臉洗澡之事。

胡平接著說:“其實習近平上台以來,一方面他不擴張他的權力,另一方他受到的挫折的時候也絕不少見。那小的事情來說,比如說“習大大”這個稱呼。他本來一度表示贊同,後來就是因為受到各方的嘲笑和抵制,你看現在官方媒體上就是不提習大大這幾個字了。這都是小事情了。

“另外,在貿易戰之前,在國內的宣傳,什麼《厲害了,我的國》;一說要打貿易戰,他那邊就要以牙還牙,這些話一看就是習近平的意思嘛。後來就統統收回去了,好像從來就沒有過一樣。這都是一些很顯而易見的後退。”

胡平表示,習近平近來的一系列退怯顯示,他先前給自己營造的那種高高在上、無所不能、不可阻擋的神話已經千瘡百孔,中國公眾可以由此得到很多教益。他說:“很多時候,一些獨裁者,不僅是習近平,而且也有鄧小平,甚至(權勢更大得多的)毛澤東,我們都知道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不得不後退的。毛當年文化大革命搞得那麼風風火火,一個武漢七二0事件就弄得他不得不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毛澤東當時的權力比現在的習近平大得多。毛澤東尚且如此,習近平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這裡我們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我覺得就是沒有哪個獨裁者是萬能的,也沒有哪個專制制度是萬能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自動地起作用,都需要人們的合作配合等等,都是互動的關係。只有我們自己放棄我們自己的努力,獨裁者的權力才會真正是完整的。重要我們堅持努力,堅持我們的抗爭,堅持我們的反抗,獨裁者的權力必然受到削弱,甚至被顛覆掉。這已經被歷史證明是屢試不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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