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退休研究員徐友漁在紐約表示，中國目前學術研究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狀態。他表示，從2011年以來，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在中國發表研究論文；而2015年到2016一年間，他在紐約就發表了6篇論文。
他告訴美國之音：“特別跟以前相比，以前一年最多可以發表2、30篇，甚至更多。”
*學術研究被當敵情看待*
徐友漁從2015年11月開始在紐約新學院任駐院學者。徐友漁表示，中國全國層面的新聞報刊檢查制度本來就十分嚴格，有國家出版總局、中宣部等，“這已經侵犯了學術研究自由，但是當局認為還遠遠不夠，在各個部門還要檢查，他們提出口號叫“守土有責”，他們完全把學術研究當一個敵情在看待。”
為了“守土有責”各單位就自行加設檢查機制。徐友漁說：“這種檢查不是一道關，它有多重關，一篇文章出來，他覺得有問題，或者題目敏感，不知要經過多少關口，任何一道關口都可能被砍下來。”
徐友漁於1979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畢業後在哲學所工作，任研究員直到退休。
*社科院有兩個檢查部門*
徐友漁說，他在社科院工作的時候，院內有兩個檢查部門。一個叫審讀組，“是一些退休的老幹部，所一級退休的黨委書記，每個禮拜開會，就看他們負責的本單位的文章，對本單位的文章嚴防死守。”
還有一個設在社科院的圖書館。 “因為一般審讀組只能看到國內的文章，萬一發表在海外怎麼辦呢？圖書館有很多海外的報刊雜誌，他們很熟悉，很容易掌握到你本單位的人在海外發表甚麼東西，這還要做一個審讀。”
徐友漁上週五在紐約新學院世界瀕危學者項目舉辦的“對學術自由的持續威脅”研討會上，與來自敘利亞、伊朗、土耳其的其他三位流亡學者，一起討論了他的學術研究自由在中國遭侵犯的情況。
*敏感詞多到記不清*
徐友漁在會上講了中國一位最重要出版社的著名老總告訴他的一則“有趣故事”。這位老總和其他出版社負責人每週都要到新聞出版總署去開會，會上談得最多的就是最近有什麼動向，出版系統出了甚麼問題，哪些東西應該受批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最近這段時間，哪些詞彙是不能在你們的出版物上出現的。”
這位老總說，“每星期開會時就要公佈一大串名詞，到最後雖然他們都是官方出版社 - 那些老總都不耐煩了，向主持人抗議，'這也不准講，那也不准講，我們根本記不住，你乾脆告訴我們甚麼可以講'”。
*懼怕社會研究源遠流長*
徐友漁認為，在中國對社會研究的恐懼源遠流長。 “1949年以後就有這個東西了。我們從中學時就知道‘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意思就是你不要去碰社會科學。以前很多社會科學都被取締，都沒有了。”
徐友漁說， 1979年他考入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時，他的一位在大學任外語系主任的親戚一邊祝賀他一邊說，“啊呀，搞社會科學太危險了。要是沒有'社會'這兩個字就更好了。” 徐友漁說，這位親戚“是留蘇的，文革中被打成蘇修特務，吃了很多苦，所以他的這種憂慮比一般人更帶典型性。”
不過，徐友漁還是告訴與會者，中國學術自由的狀況雖然糟糕，但“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他告訴美國之音，雖然現在人們要看到形勢的好轉實際上還找不到任何根據和希望。 “但是你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很絕望的情況？我覺得也不對。文革那時候的壓制也是非常厲害，看不到任何光明的前途的。但是再厲害的控制、再厲害的壓制，它總要過去。”
徐友漁說，壓制愈是厲害，轉變機會到來的也就愈快。 “這也是我經歷文革最重要的經驗。”
徐友漁是著名的《零八憲章》首批聯署人之一，也是2010年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 2014年因其對“中國的和平民主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獲瑞典奧洛夫帕爾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