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戰略競爭日趨激烈 分析:新冷戰非不可避免

  • 楊明

北京街頭行人走過有著美國國旗和紐約自由女神畫像的廣告牌。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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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戰略競爭日趨激烈 分析:新冷戰非不可避免

美國參院外委會日前通過“戰略競爭法案”,應對中國的挑戰。重量級的中國經濟觀察人士稱,中國背棄過去奉行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策略,用咄咄逼人之勢取而代之,未來全球經濟的發展環境會更加困難,競爭程度也會白熱化,甚至越來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這種戰略競爭。

美國全面應對中國挑戰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週以幾乎全票支持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這個跨黨派的法案,為美國外交、經貿和人權等方面製定藍圖,提供資源,以便與中國展開競爭。外委會主席梅嫩德斯(Sen. Bob Menendez, D-NJ)說,這項前所未有的立法,將讓美國終於可以在“權力、政治、外交、創新、軍事乃至文化等每個維度面對中國的挑戰”,“重建美國的領導地位,增強我們在競爭中勝過中國的能力”,“這不是因為我們希望這樣或者有意製造的,而是因為北京過去和現在所作的選擇”。

中國對這項提升美國與中國競爭力的法案表示強烈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4月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該法案“渲染'中國威脅論',大肆鼓吹美開展全面對華戰略競爭”,“充斥著陳舊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念。”他說,該法案通篇拿中國說事,以中國為對手,“難道美國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競爭中打敗中國嗎?”

觀察人士稱,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力的壯大,軍力的提升,尤其是中國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咄咄逼人的凌弱行為,對領土主權爭議鄰國的威嚇,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對香港的民主法治踐踏,對國內維吾爾人少數民族和異議人士的鎮壓,這種戰狼式的行為,給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造成威脅,並危及美國印太戰略。此外,中國長期以來被認為竊取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強迫美國公司技術轉讓,對美貿易巨額順差持續擴大,限制美國企業進入金融等領域市場,使美國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美中競爭日益白熱化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鞏勝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戰略競爭法案”是民主共和兩黨跨黨派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識,在240多年的歷史上絕無僅有,也是對過去大約40年中美貿易關係作出新的戰略部署。他說:“這個部署揭示了中國和美國的貿易,不可能再走以前走的路徑了,不管是在貨幣,還是貿易,或者軍事競爭,以及國家與國家在全球新方略方面。”

鞏勝利還表示,“戰略競爭法案”實施後,美國能繼續站在制高點上,在經濟的競爭上,同中國劃清不同的路徑,並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做出反制。他說,未來國與國的競爭關鍵在於誰能位居制高點上,如芯片、人工智能,以及人造衛星等。誰掌握未來經濟發展的製高點,誰就能左右未來世界經濟的走向。他預計,美中兩國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中,在某些方面仍然會有一些合作,但合作的領域會越來越少,競爭的方面會越來越多,而且競爭的程度會越來越白熱化,水火不容。

縱觀過去近50年美中關係發展軌跡可以發現,美國從1972年尼克松時代與中國的破冰接觸,到卡特時代的1979年1月1日美中建交,到克林頓時代的1994年“全面接觸” ,人權與經貿脫鉤,到小布殊時代的2001年從“中國威脅論”,演化到“中國責任論”,到奧巴馬時代的2011年“積極、合作與全面的美中關係”,再到特朗普時代的2017年12月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美國從初期讓中國在其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中“搭便車”,希望中國人民的經濟自由,中國的經濟發展,能促成中國的政治轉變和改革的良好願望係數落空。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財力,反而為中國在政治上施壓,在軍事上恫嚇,在經濟上制裁弱小鄰國、鄰邦,甚至發達民主國家,提供了雄厚的資源。中國GDP從1978年的1495億美元,一舉躍升到2020年14.7萬億美元,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發展之快,增幅之大,前所未有。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和影響力,也隨著其國力的強盛,越來越大。

如何管控美中戰略競爭?

前澳大利亞總理、現任美國亞洲協會會長的陸克文(Kevin Rudd)4月22日在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的一個網上研討會上說,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過去的全球化進程中,美國是老大,中國是老二。他認為,事實上,美中之間出現戰略競爭,是因為中國經濟體量比過去龐大很多,中國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實現經濟平等(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前景很大;在區域範圍,中國也已經實現了某種程度上的軍事平等,儘管在全球範圍內,美國仍是佔主導地位的全球軍事大國。此外,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價值觀和利益方面,習近平刻意採取了更為強硬的政策。他說,針對中國對美國構成的挑戰,特朗普政府期間,起初以貿易戰來應對。到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的“戰略競爭學說”擴大到雙邊關係的其它維度。

陸克文強調,中國背棄過去奉行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傳統的謙虛”等發展策略,讓外界質疑。有鑑於此,陸克文為美中如何應對這些客觀驅動因素,提出了“可控戰略競爭”的理念,包括承認兩國在經濟、兩軍,以及兩種意識形態體系現在正在一系列不同的領域直接競爭。他說,我們都知道各方的核心利益,以及中國對這些核心利益的定義,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中國海,以及內政問題。我們也知道美國的核心利益。這就是雙方衝突的問題所在。

陸克文認為,通過在內部相互承認紅線和管理這些紅線的協議,美中就能繼續為兩國關係的其它部分創造足夠的戰略穩定性,而這種戰略坦誠帶來的穩定,有利於更好地管控其他非關鍵的國家安全政策、經濟政策、貿易、投資、技術等領域,以及意識形態辯論。在基於規則的管控下,這些領域是競爭性的,但不會產生危機,衝突或戰爭。

對於美中兩國應如何管控戰略競爭,陸克文的結論是:“白宮和中南海的最高層要有這種協商的框架和機制,由兩個政府的關鍵兩、三個人來管理這一機制,這樣我們就不會以危機告終,不會意外地出現不穩定,導致衝突,並最終導致戰爭的可能性。在這一框架內,就有機會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推進各方的經濟利益。”

分析:新冷戰非不可避免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在克林頓政府任內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目前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是參加4月22日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網上研討的另外一位重量級專家。他說,中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實現了從過去只能生產自行車,發展到能製造量子計算機,因此中國需要在當今全球經濟中發揮不同的作用。他認為,儘管中國在很多方面對美國是個挑戰,但新的冷戰並非不可避免,因為一旦發生冷戰,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因此,美中兩國應找出一個與冷戰不同的方式解決雙方之間的問題。

他說:“鑑於我們民主多元政治的性質,以及中國政治演變不可避免的不確定因素,我不認為我們能用現成的手段達成長期的框架,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做出可以自信地長期依賴的承諾。因此,美中兩國都應表明雙方願望的局限性,表明對對方實力的相互尊重,這將為我們提供推動關係的最好前景。”

不過,薩默斯警告說,前一段時間,中國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聲音在美國人聽起來是多麼的凶險不祥,鼓動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論是多麼令人震驚。這些聲音和言論就像一些美國人發出的“新冷戰”到來的聲音一樣,讓人們深感擔憂。因此他認為,與幾年前相比,中國開展國際外交活動正變得更加困難。

此外,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謝田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尤其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一定的侵略性,掠奪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污染當地的環境,加重了有關國家的債務負擔。中國經濟增長,也建立在對美國的不公平上,包括長期貿易逆差,偷竊美國技術。

他說:“現在出台這個'戰略競爭法案'很有必須要。在這個時候至少讓人們認識到,中共在國際經濟秩序中不是個良善的伙伴,積極的參與者,實際上在挑戰規則,破壞規則,不滿意現在的國際經濟秩序,重新制定新的規則,挑戰美國的地位。”

謝田教授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在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中對美國的威脅和挑戰,已經促發了新冷戰。他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冷戰,已經在進行之中,不管從雙方政府首腦的意願,還有互相威脅的程度,傷害的程度和規模,這種經濟上的冷戰,實際上已經在進行之中。”

美國要適應中國發展?

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現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也參加了日前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的網上研討會。他說,中國和美國沒有任何理由陷入競爭和衝突,更不用說軍事對抗了。他說,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中國不尋求對抗,也無意在國際舞台上挑戰美國,但他強調,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確能發揮重要作用。

他說:“中國確實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憑藉其經濟實力和影響力,其國際貿易,以及與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廣泛關係,這些肯定能讓中國有必要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

他強調,二戰後,美國一直是世界超級大國,在國際事務中享有很大的話語權,但現在美國必須要坐下來跟中國或其他國家平等談判,這讓美國感到不舒服。因此,美國需要時間來適應。

他還表示,美中要做的是進一步改善國際公平競爭環境,停止相互指責的遊戲,解決兩國能合作解決的問題。他說:“如果中美兩國能夠共同努力,改善國際競爭的公平競爭環境,兩國人民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將獲得巨大的利益。因此,我認為,雙方坐下來好好談,非常重要。現在是重啟美中關係的時候了。”

與此同時,金立群告誡美國,中美關係應重新定位,尤其是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已不再是過去的中國了。中國應尊重美國,但雙方必須要平等對話。他說,引用冷戰的概念將後患無窮:“在當今世界,中國有權在完善這一體系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最大的誤解或誤會是,中國想撇開它,開創自己的體系。中國感興趣的是改進這個體系,讓它變得完美,而不是啟動自己的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