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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茂春:中共大躍進式病毒研究讓全球付出代價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余茂春(照片來源:余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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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及其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最近在《華爾街日報》聯名發表評論文章《中國的疏忽讓世界付出高昂代價:北京痴迷於病毒,但不關心生物安全》。文章通過點出很多具體事例,說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與中國以大躍進方式掀起生物病毒研究運動、忽略國際通行的生物安全措施不無聯繫。美國之音記者採訪了文章作者之一的余茂春,請他就文章涉及具體事例做進一步說明。

記者:文章為什麼將重點放在生物安全上?

余茂春: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反應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中共是理論中毒最深的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它的理論是馬列主義,但根本的就兩點,第一是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第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共幾十年的歷史基本上就是圍繞著通過各種實踐和運動去折騰中國、折騰人民來證明這兩個理論的正確性。無論是大躍進、文革,還是改革開放,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是為了證明這兩個他們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2003年的薩斯(SARS)病毒大流行把中共搞得蒙頭轉向,不知道發生了怎麼回事。於是搞大躍進的勁頭又來了。這樣就發動了一個大躍進式的急功近利的大工程,就是全國動員起來研究病毒,去找出薩斯病毒的根源和疫苗。於是中國生化實驗室之多,令人驚訝。中國有250多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分佈在八大學科領域,生化實驗室就佔了40%,是重中之重,全國上下有好幾十家研究病毒的生物研究所,都來搞這個東西。但是,如同50年代的大躍進一樣,它忽視了要付出的人的代價。

中國科協、中國科學院和央視2019年聯合出品電視節目《科普中國》截圖(余茂春提供)
中國科協、中國科學院和央視2019年聯合出品電視節目《科普中國》截圖(余茂春提供)

我們在文章中提到,中國科學家在10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已經發現了將近2000種新病毒,而全世界花了200年才達到了這麼多。(余茂春指,這是依據中國科協、中國科學院和央視在2019年聯合出品電視節目《科普中國》中所說)。所以說,這麼多病毒在那麼一種生物安全管理非常不健全的國家裡進行研究,這種會對人民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失的事故是難以避免的。我們的重點不是病毒產生於自然或實驗室,我們的重點是中國的生物安全系統非常不健全。這是中共自己也承認的,從總書記到基層實驗室主任,都認為中國的生物安全是不夠標準的。

記者:文章中提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袁志明,他是不是已經看到了生物研究安全的隱患?

余茂春:袁志明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長期擔任黨委書記,他本人是科學家,對中國生物安全的不足和缺陷很了解。他在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倡導改進中國的生物安全系統,他寫了很多文章,甚至還辦了一本英文雜誌,名字就叫《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雜誌》。其中,袁志明和他的不少同行提出了很多問題,說中國的生物安全沒有達到國際標準,條件差,資料不足,實驗室資金和地區資源分配不均,上面也不重視,等等。

記者:就在武漢疫情爆發的幾乎同時,2020年1月初,中國農業大學院士李寧因販賣實驗室動物和牛奶被判刑12年。你們的文章提到了有網民指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是怎麼回事?

余茂春:是的。但是這些質疑的人現在已經不在了。有人曾當面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動物管理不善,包括很多實驗用的猴子,很多實驗動物用完後拿出去當寵物賣,還有實驗人員吃實驗中用過的蛋,這些現象和指控很多。也曾有有醫學背景的網友要求跟研究室副主任石正麗當面對質,石正麗說她可以用生命擔保這是不可能的。但她不敢對質。所以里面的很多事情是不公開不透明的。

記者:文章指武漢病毒研究所安全措施的不健全對全球健康構成巨大風險,具體指的是什麼?

余茂春:中國引進了法國里昂生物實驗室的機構藍圖,用法國的技術幫助設計。2015年建成,當時法國一名高級官員到武漢去剪彩,之前中法雙方達成協議,規定法國派至少50名研究人員到武漢病毒所參與研究。結果武漢病毒所建成後連一個法國人也不讓進去,建好之後就撕毀協議。法國方面非常不滿,一位負責人辭職抗議中方的做法。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標榜是國際透明的標兵,它確實有很多國際上的合作,它跟美國至少6個大學的實驗室和其他研究所有合作,但是這種國際合作主要是“取”不是“給”。武漢病毒研究所所有的三十多位全職研究人員全部是中國人,只有一個他們信得過的在德克薩斯大學任職的華人例外。這種合作是皮毛的,它的核心研究都是高度機密和排外的,沒有受到國際上的監督,是很不透明的。

武漢病毒所的安全和管理驗證過程也是有問題的。中國科技部2016年對中國所有75個重點生物醫學實驗室進行評估,2017年12月發表評估結果。那時武漢病毒研究所已經是首屈一指的,被官媒吹捧為生物安全級別最高的病毒研究所,被授權研究劇毒和最危險的病毒和病原體。但武漢病毒研究所居然沒能平上前20名的“優秀類實驗室,” 只是46名“良好類實驗室”之一。這是急功近利的共產黨政治文化的非常不負責任的表現。自從1950年代“多快好省”的災難性的大躍進以來,這類事情還沒有根本改變,因為就像共產黨說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是輕易改不掉的。

武漢病毒所獲得了P4的最高生物安全級別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兩名官員,其中包括一位生化專家,前去武漢病毒所訪問,接觸了很多人,了解了病毒所的很多情況。參觀完後美國國務院的這位生化專家覺得問題很大,向國務院報告,認為他們的安全管理程序不佳,人員素質不好,生化安全方面有很多問題。那時袁志明是實驗室主任,石正麗是副主任。

記者:文章提到解放軍在武漢病毒研究所進行生化武器研究項目,能不能作具體介紹?

余茂春: 2015年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出版社出了主要由第四軍醫大學生物醫學及武器專家寫的一本書,專門研究人造病毒作為生化武器。他們認為2003年的薩斯病毒是外國敵對勢力釋放到中國去的基因武器,並十分熱情地介紹和推薦了當代科學指導下的基因武器。我們在文章中也提到中國政府在2011年通告國際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約審議大會(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Review Conference),說中國的軍事專家正研究“人造病原體的創造”,“為病原體轉化奠定基礎的基因組學”,“特定人群的遺傳標記”和“有針對性的藥物輸送技術,使病原體更容易傳播,”等等生物武器項目。我們也提到2021年1月,美國國務院證實,在2019年秋天有人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神秘生病,以及該所跟解放軍合作進行秘密生物武器研究。

記者:武漢疫情爆發後習近平很長時間沒露面,出來後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生物安全立法,為什麼是這樣,你的分析是什麼?

余茂春: 1月初疫情爆發後習近平對此一言不發,幾個星期後在國際國內輿論強大壓力下才出來為自己辯解,自己講他1月7日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講疫情的問題。但他究竟講了什麼語焉不詳。我們知道的是,在1月8日,也就是開會的第二天,在官方媒體全面封殺疫情訊息時,他大講共產黨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的先進性,黨員一定要勿忘初心。所以疫情出來後他重點關心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要突出黨的正面形象,突出製度的優越性。這就是理論中毒的現象,不能說黨做了失敗的事情。而當全世界都在著急的時候,他在2月初出來說要立刻立法,生物樣品和標本管理中有短板和漏洞,這是他自己的話。他嚴令中國政府馬上立生物安全法。如果沒有這些短板、漏洞,沒有這些違規的事件已經發生,他是沒必要說這種話的。

記者:文章提到武漢疫情爆發後,解放軍派去了一名將軍接管該設施,還說中共下令銷毀從最早的患者那裡蒐集的病毒樣本。美國的情報機構是否掌握了確切證據?

余茂春:不用美國的情報機構,中國政府的國家衛健委在1月1日就電話命令武漢病毒研究所,1月2日下達第3號文件,要銷毀這些樣本,嚴令控制資料的發表。現在中國大陸有傳言說是地方官員瞞不住黨中央,其實不是,而是自上而下的。中共報導說陳薇將軍1月中旬就去了。而且後來她說在2月的時候中國的新冠疫苗已經批量生產了。所以說,她早就掌握病毒內情,否則不可能吹噓那麼早就能批量生產。

記者:石正麗對蝙蝠的研究國際領先。她專注研究的一種蝙蝠病毒與新冠病毒相似度非常高。但她說她沒想到大流行會在武漢爆發。

余茂春:石正麗當時覺得這些蝙蝠都在湖北省之外的地方,她感到吃驚的是為什麼病毒沒有在這些地方爆發,而在武漢爆發。實際上她忽略了一個重要關鍵,就是石正麗和她的同事多年以來就把那些他們在其它地方採集的帶病毒的蝙蝠樣本蒐集保存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她是該所實驗室的副主任,號稱蝙蝠女,有成千上萬的標本。所以這些東西不是從武漢野外自然生長的,而是武漢病毒所的實驗室裡保存了很多這類病毒標本,是不是有可能(新冠病毒爆發)是從這裡洩露出去的,這個是我們所關心的。當然確切的答案必須要由武漢病毒研究所公佈資料、儲存系統數據、其生物安全標准我們才能知道。但是我們現在知道,石正麗自己寫的、他們做的這方面的對蝙蝠的研究,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武漢病毒研究所有大量帶病毒的蝙蝠標本這是不可爭的事實。

記者:世衛組織從中國調查回來後,雖還未發布正式報告,但其成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已經得出結論認為病毒“極不可能是從實驗室出來的”,但最近同時又表示,所有假設都會予以考慮。你對此有何反應?

余茂春:世衛組織說極不可能,我覺得是他們極不負責任。這不是第一次。去年世衛組織已經有了一個團到中國去,中國政府對他們熱情招待,但就是不讓他們去武漢。結果終於讓兩個人去了武漢,他們在武漢,呆了一天,沒有去疫情爆發的醫院,也沒有去病毒研究所,走馬觀花,第二天這個代表團就全體離開中國,回去就寫了一些讚揚中國抗疫的報告,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我覺得世衛組織有個難處,就是不敢得罪中國,其領導層基本被中國綁架了,但下面具體管事的人對中國非常不滿。美國媒體採訪很多這樣的人,在日內瓦,甚至在北京的世衛組織代表,也對中國的做法非常不滿,向中國提出無數次請求要求調查,中國一概拒絕。所以說,據我的觀察,這次世衛組織為什麼中共讓它進去呢?因為他們想去證明中共最早的一個說法,即病毒是從海鮮市場流出來的。他們希望世衛組織去找到另外一個宿主,可是這個動物的宿主找來找去找不到,所以中共想做這個事情。世衛組織也沒有說他們找不到,因為他們沒有去走訪多少地方,只是走馬觀花看一看。只是說武漢病毒研究所防範多麼嚴密,生物安全多麼先進,這也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因為很多中國自己的科研人員都認為他們的標準是不夠格。而且目前這個團裡某些成員有嚴重利益衝突,本應是調查對象,卻成了調查者。這是有問題的。

記者:你認為如果中共不改變大躍進式的做法,疫情大流行就不會是人類面對的最後一次災難,為什麼?也許北京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而且採取了措施,並依然可以證明中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社會主義有最強的動員能力”?

余茂春:中國共產黨對全中國的資源進行壟斷,而且壟斷全世界與中國社會的接觸方式和渠道,所以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高度壟斷的國家。習近平2月講話重點就是兩條,一條是立即頒布生物安全法,稱要彌補生物安全的“短板“和“漏洞”。第二點就是要講正能量,要全面控制輿論宣傳,向全世界報導共產黨抗疫的英雄事蹟,打擊任何負面的報導,像方方這些人都受到了打壓。共產黨自我優美其形像是一貫的。它這種自我良好感覺從1949年甚至建黨以來基本上就沒有變過。這樣的急功好利、不求實際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數災難,現在中國要領導全世界,當然全世界會很著急,很擔心。所以我們希望中共要降低自己的雄心,要務實一點,中國是個大國,中國人民非常了不起,但不能因為中國共產黨這些急功近利的既定方針造成另一次巨大災難,中國老百姓已經見得很多了,所以這個疫情又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記者:《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你們的文章“不顧世衛組織專家對於陰謀論的闢謠,繼續炒作所謂'新冠病毒從實驗室洩露'的說法。你對此有什麼反應?

余茂春:他們發表了幾篇文章,有一篇說蓬佩奧"是個政客","是個撒謊者",余茂春是個“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有些文章充滿了文革批判檄文的氣概及政治分析和猜測,但沒對我們提出的具體事例作出任何一點令人信服的反駁。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中關係及美國政策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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