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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間諜調查降溫?美中科研合作斷或不斷仍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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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間諜調查降溫?美中科研合作斷或不斷仍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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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反制中共間諜滲透的“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在面臨一些案件的挫敗以及對亞裔歧視的質疑後,可能放緩腳步採取更謹慎的做法。美國學界人士認為,對華裔科學家的懷疑和審查不應阻礙美中的科研合作;但也有專家警告,中國的軍民融合政策會將無辜的學術活動變成邪惡行為。

彭博社10月26日報道,美國司法部在部長梅里克·加蘭德(Merrick Garland)的領導下對起訴美籍華裔研究人員採取了更加謹慎的行動。

報道援引加蘭德在眾議院聽證會的講話說“這種歧視沒有任何藉口,司法部有義務保護人民。。。我可以向你保證,案件不會基於歧視而被追究,而只會基於證明其合理性的事實。”

報道指出,司法部對中國間諜調查熱潮的冷卻或許是因為最近一系列起訴的失敗。

今年9月,美國田納西大學教授胡安明在長達一年多的審判後被宣判無罪。胡於2020年6月被聯邦調查局逮捕,指控他在接受美國國家宇航局NASA 的研究資助時隱瞞與中國大學的關係。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道,胡安明的案子是“中國行動計劃”一系列挫折的最新一宗。今年7月司法部撤銷了六宗案件。去年,檢察官結束了對維吉尼亞大學一名中國科學家的起訴案件,當時,校方承認該科學家獲得授權訪問他被指控竊取的材料。

這些失敗的起訴案件引發了美國學術界對針對華裔科學家的調查的批評。彭博社報道,司法部長加蘭德必須在防止濫權,同時又不能對中國在美國的非法活動表現出軟弱之間尋求平衡。

“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極其嚴峻和具侵略性的威脅,”加蘭德在國會聽證會上說。 “每個案件都是根據法律和事實進行評估的,我們每天都在繼續開立有關中國的案件。”

對華裔科學家的審查引發學界恐慌

2018年,時任特朗普總統提出“中國行動計劃”,以學術界為重點,打擊中國的經濟間諜活動。這一舉措引起了很多關注。

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程陽陽(音譯,Yangyang Cheng)最近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一場講座上梳理了美中科學家交流的歷史。她認為對中國科學家的審查和懷疑可以追溯到50年代。

當時,被中國政府作為愛國科學家代表的錢學森被禁止離開美國。 70年代,楊振寧作為第一位華裔美籍科學家訪問北京,先後受到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接見。楊振寧後來談到每次要到中國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約談,懷疑他偷偷將技術帶回中國。 90年代這種懷疑再次爆發,例如李文和在1999年被控為中國竊取美國核武庫的機密。

程陽陽說,這種懷疑和審查在最近幾年愈演愈烈。

美國華人組織百人會10月28日公佈最新研究表明,美國政府對亞裔科學家的種族定性比其他族裔要嚴重得多,亞裔難以獲得研究資金,遭受更多專業挑戰和挫折,他們對美國政府的監視產生恐懼和焦慮。

百人會的研究基於今年夏天對來自美國頂尖高校的 1949 名各個族裔的科學家的調查。調查顯示,“中國行動計劃”也在非華裔科學家中引起了恐慌,科學家們描述了與中國合作者斷絕關係、不再聘用中國博士後,並限制與中國學者的交流 ,甚至以犧牲自己的研究項目為代價。

調查還顯示,華裔科學家刻意不申請聯邦政府資金,因為他們擔心審查增加,可能導致團隊規模縮小、項目規模縮小以及使用更少的資源工作。華裔科學家也開始考慮在美國以外的環境工作,影響美國保住人才。

溫斯坦:美中科技交流風險大於收益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太中心主任 周敏(照片提供:周敏)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太中心主任 周敏(照片提供:周敏)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社會學和亞裔研究教授,亞太中心主任周敏告訴美國之音,在當前的美中關係下,美國華裔科學家的風險相當大,但中國科學家也面臨同樣的風險。中國政府正在實施各方面的控制。所以一些科學家也是頂著來自中國政府的風險參與國際合作的。

她表示:“我不會停止合作,但我會很謹慎,並遵循程序確保我所做的事情不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也不會危及在中國的合作者的安全,因為他們也有風險。”

周敏認為,許多中國學者被指控,可能是他們個人的疏忽而不是故意隱瞞。 “國際合作夥伴關係是相當普遍的。學術界相信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所以有時他們可能沒有嚴格遵守報告程序。。。不報告與故意隱藏是不同的。”

不過政策分析人士認為,美中科技交流的風險遠大於收益,需要謹慎。

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 肯尼斯·溫斯坦(照片提供:溫斯坦)
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 肯尼斯·溫斯坦(照片提供:溫斯坦)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肯尼斯·溫斯坦 (Kenneth R. Weinstein)告訴美國之音:“我們需要提高對美中科學和學術交流的警惕。天真地簽署這些‘交流’ 的大學和學者,應自行承擔風險,因為中國的軍民融合和國家安全法可以將無辜的‘學術’合作變成具有邪惡影響的活動。中國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在工程、計算機科學和生物技術等敏感領域尤為突出。”

司法部的數據證明了這一擔憂。加蘭德在聽證會上引用了“中國行動計劃”下的幾個成功案例,稱約 80% 的經濟間諜起訴涉及有利中國政府的行為,大約 60% 的商業機密盜竊案件與中國有聯繫。

今年5月,八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聯名致信加蘭德,呼籲拜登政府取消一項擬議中的學術特赦計劃。該計劃允許美國學術機構和學者披露過去所收受的外國資金,但無需擔心因呈報內容而遭到起訴。

這些共和黨議員說,他們擔心這項特赦計劃可能導致美國的技術研發和學術研究遭竊取的風險升高。議員在聯名信中表示,美國政府納稅人出資進行的研究項目必須受到保護,不應被竊取,更不應被武器化,進而損害美國的利益。

科學家:科學合作至關重要,但要警惕被集權政府利用

斯坦福大學生物系教授馬庫斯·費爾德曼 (照片提供:費爾德曼)
斯坦福大學生物系教授馬庫斯·費爾德曼 (照片提供:費爾德曼)

斯坦福大學生物系特聘教授馬庫斯·費爾德曼 (Marcus Feldman)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該學院去年底發布倡議,呼籲美國應支持和擴大國際科學合作,表示國際大規模科學事業是美國整體科技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必須準備好參與國際大規模科學夥伴關係並努力確保其成功。

費爾德曼深入參與了許多中國人口合作項目,包括人口城鄉流動,統計數據,定居城市的標準等,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在人類遺傳和文化進化、數學生物學的學術領導地位。

他告訴美國之音,“我和優秀的中國科學家合作了大約40年,這對我自己的科學發現非常有價值。。。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重視中國研究生和博士後對學術進步的貢獻。他們通常訓練有素,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對所在實驗室的生存非常重要。”

“當涉及到可能與武器生產或太空探索有關的數據時,我認為政府應該關注美國的首席研究員與中國的首席研究員之間的關係。。。但我堅持認為,這些合作在主要研究者、研究生和博士後的層面繼續進行是非常重要的,否則,中國和美國的整個科學事業都會受挫。”

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程陽陽表示,面對像新冠疫情這樣的人類危機,在疫苗開發方面,關於保護知識產權是為了人民和公眾的福祉,為了科學的進步,還是為了保護極少數有權勢的人的利益,有很多討論。

她認為,對人類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知識產權就不應受國界的限制,但更重要的問題是要關注新技術的內在風險,而不要被單純的政治性質所掩蓋。

作為例子,程陽陽提到2019年被調查的耶魯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肯尼思·基德(Kenneth Kidd)。他與中國公安部的科學家分享了基因數據和新技術,中國政府隨後利用這些信息來識別和追捕維吾爾異議人士。

對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太中心主任周敏特別提到了作為華裔科學家的權利和道德立場。

“華裔美國人應該擁有作為美國人的公民權利,政府應該為尊重華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負起責任。另一方面:作為華裔美國科學家,我們應該堅持我們的道德立場,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我們堅持道德立場,但也有權做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周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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