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逝世的消息令中國的民主化問題和中共政權的本質久違地再次引起日本關注與議論。包括立場親中的傳媒在內，強烈譴責中國政府對劉曉波實施非人道手段至終。
劉曉波去世的消息直至週五（7月14日）仍佔據著日本各大報的紙媒和網路國際版頭條，其中《產經新聞》週四晚還發行了《號外》，稱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是“中國民主化運動的象徵”。
親中大報《朝日新聞》說劉曉波“民主化夢想被死守一黨專政的中國當局鐵壁阻隔，患了晚期癌症也不能出國。但他的死給強大的中共留下巨大疑問。”
《朝日新聞》長文介紹了劉曉波爭取中國民主化的歷程和另一名中國民主鬥士胡佳評論中國當局處理劉曉波問題所顯示的惡劣體制，以及劉曉波留醫的瀋陽醫院在劉曉波逝世前後的尷尬應對和醫院警戒中送出劉曉波遺體等，然後說：“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7年前劉氏獲諾貝爾和平獎時比，已增加層面。各國在不能無視中國意向之中，世界對13億人的人權的關心已很淡薄。但就算如此，持有國際影響力的劉氏令中共政權不得不面臨現在的敏感局面。”
日本傳媒厲斥中國
《朝日新聞》發自北京的分析說：“持著國力自信的中國，人權問題是痛柄，主張‘諾貝爾獎與政治分開’，不聽國際輿論並加強挪威三文魚通關限制等，顯示了過分反應。但對持有13億人巨大市場的中國，經濟低迷的歐美各國不敵其存在，從貧窮變大國，加深習近平政權自信，以至於去年12月中國外長王毅炫耀地說，挪威深刻反省了兩國信賴關係何以受損。”
分析還說：“美國從奧巴馬政權後期開始減少指責中國人權問題，這個月20國峰會也沒首腦公開提劉氏問題，令中共黨報《環球時報》英文版7月11日的社論展示強硬姿態，說劉曉波問題是‘當今中國比以前強大和自信，不屈服於西方壓力’。在中國國內，優先富裕的市民之間，重視社會安定高於急速政治改革的氣氛擴大，限制報導中，沒人知道劉曉波的存在。但即便如此，對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來說，被囚禁的劉氏持續著象徵性的存在感。一名熟悉中共黨內事務的中國媒體人士說：‘對用力量來封鎖異議的中共政權來說，沒有比國內外聚焦貫徹了非暴力立場的劉曉波的存在更可怕，所以劉曉波被視為最大敵人’。”
《朝日新聞》最後分析說：“習近平政權正謀劃今秋更替高層人事，反對中共獨裁的劉曉波如果恢復健康、從海外發出批評，會成習近平政權的巨大威脅，所以劉曉波保外就醫後家屬與外部聯絡也被限制。而中國當局連日公佈劉曉波病狀，則是基於意識到世界目光，施加‘人道應對’的印象。但劉曉波在不容出國的限制中死亡，可預測國際輿論將反應嚴厲，令習近平政權不得不再（與國際社會）磨合。”
日本政府低調回應
除了各大傳媒強烈指責習近平政權處理劉曉波出國治療問題的手段完全體現中共無視中國人權現狀外，各大傳媒週五也廣泛報導了香港、臺灣華人追悼劉曉波的活動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美國政府和政界等國際社會的反應。時事通信社引述日本政府內議論中國處理劉曉波出國治病的問題說：“是中國自己拙劣的應對手段擴大了國際社會的關心程度。”
但在公開場合，正謀求與中國改善關係的安倍政權與傳媒輿論的反應顯出很大溫差，不僅連日沒對劉曉波出國治療的問題表態，而且週五主導外交的首相官邸沉默，接近中午才見外相岸田文雄拿著一張稿子走到記者群前對劉曉波逝世說：“他為追求自由和民主奉獻了人生，衷心表示哀悼，自由、基本人權、法制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價值，在中國獲得保障也很重要。希望注視中國的人權狀況，也希望對（劉曉波）夫人作出適當應對，日本政府正通過各種管道向中國傳達日本的考慮。”《每日新聞》在報導岸田的評論時形容安倍內閣“回避直接批評中國政府”。
國家品格
關注中國問題的日本作家兼自由記者福島香織也批評首相安倍晉三7月8日在德國與習近平會談時沒提劉曉波問題。她說：“劉霞（劉曉波妻子）曾表示期待日本的醫療，可惜日本當時沒立即回應，這次20國峰會期間只有德國總理默克爾幾次直接敦促習近平放行劉曉波出國治療，安倍為什麼不對習近平說日本比德國更近、搭乘飛機時間更短，更適合劉曉波來治療？”她指出，日本政府應充分認識從國家利益觀點來看人權外交非常重要，日本至今完全沒從事人權外交。人權外交是歐美領頭，但現在川普政權下的美國不關心人權、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也是重視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不說人權，這正是日本從事人權外交的時候，外交最大的武器是軍力和國力，這兩方面日本就算輸中國一籌，也仍存在國際社會一目了然的國家品格與言行，人權外交是給國際社會審視一國品格的重要印象手段，歐美國家降低品格，難道不是日本發揮人權外交的最好時機嗎？”
曾作為《產經新聞》駐北京記者並有廣泛人脈的福島說：“中國宣佈劉曉波患晚期肝癌發表得太突兀，其實去年和今年2月劉曉波做過兩次肝臟CT（掃描），其結果既沒公佈也沒告訴本人和家屬。無論病狀發展怎麼迅速，也令人質疑那個階段真的看不出患肝癌。如果看出了，那這一年就是故意拖延治療，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免讓人覺得中國是‘謀殺’了劉曉波。”
劉曉波生前為中國民主化奉獻了自由，他逝世前遭遇的非人道對待，可能向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提出一個重新審視漠視中國人權、只顧自國利益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