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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取消文化”進入校園 芝加哥大學學生談應對之道


芝加哥大學學生艾薇塔·達菲(Evita Duffy),芝加哥大學學生剋拉克·科瓦克斯(Clark Kovacs)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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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票是因為新冠病毒不會毀了美國,但社會主義可以,” 芝加哥大學大二學生艾薇塔·達菲(Evita Duffy)說。

去年3月,芝加哥大學政治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tics)舉辦一項投票倡議活動。學生們手舉白板,按照“我投票是因為XXX”的格式亮出自己的投票原因。

有的學生說,“我投票是因為該有全民醫保”;有的學生說,“我投票是因為小孩們不該被關在籠子裡”。

而達菲的回答出乎很多同學的意料。她手舉白板的照片頓時傳遍校園各大社媒平台,各種批評、辱罵和人身威脅接踵而至。

“我被稱為種族主義者和仇外分子...有人說要親自阻攔我投票,很多人為那些針對我的人身攻擊辯護,說我活該被欺負,說我不屬於芝加哥大學...很多人告訴我,我是校園裡最被討厭的人,”達菲在她事後發表於學生報紙《芝加哥栗色報》( Chicago Maroon )上的觀點文中寫到。

最後,達菲還收到一份來自某個學生的死亡威脅。

“用紙筆反擊”:保守派學生創辦校園報紙

“收到這堆仇恨攻擊的第一晚,我沒回复,哭著睡著了,” 達菲對美國之音說,“但我在幾天后就下定決心:得為此做點什麼了。 ”

事發後第三天,達菲就發表那篇觀點文,回應仇恨攻擊,並呼籲希望自己“這段悲傷的插曲”能引起整個校園對於文明辯論、觀點多樣性和包容性的重視。

達菲說,這篇文章團結了一些校園裡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年級的奧黛麗·昂維弗斯(Audrey Unverferth)就是其一。

現已是大三學生的昂維弗斯上個月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採訪時表示,她之所以選擇上芝加哥大學,就是因為它以致力於保護言論自由的傳統而聞名。初入芝大校園,她就興奮地跟身邊的朋友和同齡人分享她的保守立場。

“但很快,我就成了宿舍裡的那個'共和黨女孩',受到充滿敵意和仇恨的對待,” 昂維弗斯說。

去年夏天,達菲和昂維弗斯與另外幾名保守派學生討論後,決定在芝加哥大學校園裡出版一份展示和捍衛保守派、自由主義派(Libertarian)理念和價值觀的報紙——《芝加哥思考者》( Chicago Thinker ) 。

“我嚐過'取消文化'的滋味,奧黛麗和我們其他幾個朋友也一樣。到了去年夏天,我們突然就覺得,受夠了,不想再'被取消'了,我們要取消'取消文化',” 達菲在上個月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說。

報紙的9名創始編委會成員在他們的創辦宣言中稱,雖然芝加哥大學著名的“芝加哥原則”禁止針對異議言論進行行政處罰,但現實中,有很多學生和教授並沒接受和踐行這一原則。他們列舉一系列學生因公開表達保守觀點而在校園裡遭辱罵和恐嚇的事例。

“'取消文化'如此強大,不信仰左翼教條的人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只能臣服,任由'取消者'們定義真理、懲罰異議者;要么就以紙筆為武器反擊,” 宣言中說。

爭議重重的“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最初是指公眾人物或公司因冒犯性言行而遭公眾抵制,主要以集體羞辱的形式在社交媒體上進行,被公眾用作表達反對和施加社會壓力的方式。

隨著美國社會政治的日趨兩極化,“取消文化”的對象近兩年從明星等公眾人物逐漸波及至學者、教授、作家、企業高管,甚至是普通民眾。

反對“取消文化”的人認為,“取消文化”製造恐懼,威脅言論自由。

支持“取消文化”的人認為,“取消”是一種問責,言論自由不帶錶言論無後果。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耶魯大學法學院法律博士候選人林垚曾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取消文化”是“一種利用社會輿論壓力來對某一類言論或者表達構成壓制、反抗或者制衡的做法”,是互聯網時代普通民眾與精英群體爭奪話語權的有力工具,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取消文化”事件都侵犯言論自由。

林垚認為,那些所謂“取消過火”的極端事例背後是社會相關立法不夠健全的法律議題。若有人因自己的政治言論而丟了飯碗,那就是保護員工權益的相關法律不夠完善。

公共事務顧問、前國會共和黨議員助理德魯·霍爾登(Drew Holden)告訴美國之音:“對公認的惡言惡行進行正當問責,與僅因某人的政治觀點而將其生計連根拔起,這是有區別的,這些事件落在'取消文化'這把尺子的不同刻度上。而我們這個社會群體要在劃清合理界限上達成一致又困難重重。”

霍爾登也認為,若要預防“取消文化”侵蝕自由,針對社會輿論問責界限的討論和立法是很有必要的。

“取消文化作為一種(糾正不公不義的)工具,我不覺得它是有開關的——不會出現一個所謂取消文化正好夠用了的點,讓大家都覺得過去的錯誤已經得到足夠的糾正...” 霍爾登說,“而且你一旦贏得了那些社會和文化權力,自然不太會輕易放棄,很容易繼續使用這些資源來打擊任何與你意見不同的人。”

達菲對美國之音說:“批評和批判別人肯定沒問題,這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但'取消文化'更陰險...僅因某人的政治觀點而試圖毀掉他的生活,這太讓人害怕了。它不是為了激發討論或創造學習機會,而是為了煽動恐懼。”

“取消文化”引發校園寒蟬效應?

據達菲介紹,雖然《芝加哥思考者》在還僅是一個想法的時候就受到很多謾罵和攻擊,但在首次上線發行之後也收到很多來自校園內部的“悄悄”支持。

“有很多偏左派的學生聯繫我,他們說——雖然我做不到公開支持你們,但我支持你們,” 達菲告訴美國之音,“保守派學生告訴我說——我不敢在社交媒體上評論表示同意你們的觀點,但我私下可以告訴你,我完全認同這些觀點。”

達菲和昂維弗斯也都收到來自一些教授們的支持。達菲說:“有教授說,他在課堂上害怕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害怕被學生'取消'。”

昂維弗斯在上個月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也表示,甚至也有外校學生私下聯繫她。“這名學生對我們表示感謝,他說:我真的一度以為我是校園裡唯一的保守派學生,” 她說。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民調公司YouGov在2020年聯合進行的一項全國性民調顯示,62%的美國人表示,當前的政治氣候下他們因擔心自己的政治觀點可能會冒犯到別人而不敢表達。

《高等教育界》( Inside Higher Ed ) 2020年在全美大學生中進行的民調顯示,55%的大學生表示害怕在課堂上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

開設獨立播客平台的哥倫比亞大學英語文學系教授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ohter)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題為“學術圈真的真的很擔心自己的自由”的文章。他在文中回顧,2020年夏初他一度在三星期內收到150多封來自學術圈人士的郵件,都表示他們非常害怕因自己的觀點偏離激進左派的正統信條而職業前途受損。

據美國全國學者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一份名為“追踪高校'取消文化'”的統計列表顯示,2020年至2021年3月期間,共追踪到91起“取消”案例,被“取消”對象包括教授、學生和大學員工。

達菲對美國之音說,大學本該是個自由辯論精神的代表性場所,而現在教授和學生們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是件很可怕的事。

“《芝加哥思考者》的存在也是為了讓那些平時不敢表達觀點的保守派學生意識到,自己的觀點並沒那麼被孤立,以此鼓勵他們積極地通過這個平台發聲,” 達菲說。

校園言論自由能否推進有效對話?

但為《芝加哥栗色報》撰稿的芝加哥大學大一學生剋拉克·科瓦克斯(Kovacs)告訴美國之音,也有一些保守派學生對他說,《芝加哥思考者》發表的有些文章觀點太過極端,反而讓他們更不敢在校園裡亮明自己的保守派身份。

科瓦克斯舉例《芝加哥思考者》今年2月發表的一篇提議分裂美國的文章,探討紅州藍州各自為政的可能性。撰文的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學生盧克斯·博伯(Lukus Berber)在文中表示,美國國內政治分歧程度已到沒必要強行團結的地步。他認為,由於“不可調和的矛盾”真實存在,美國需要經歷一場“離婚”。

科瓦克斯說,這樣的觀點讓有些保守派學生覺得尷尬,覺得自己作為校園保守派的處境更困難了,因為他們擔心自己“被代表”了,整個校園把這看成是所有保守派學生的立場。

去年12月,科瓦克斯在《芝加哥栗色報》上撰文呼籲左派學生可以先邁出第一步,認真對待保守派的觀點和立場,用具體的理據去辯論和批判,而不是一味攻擊保守派學生的人格或否定這些觀點存在的權利。

“取消文化的核心問題就是,不允許對話發生,在不改變任何人想法的情況下直接下達判決,” 科瓦克斯說。

但在今年1月,芝加哥大一學生凱莉·許(Kelly Hui)在《芝加哥栗色報》上發表題為“如何避免製造下一個泰德·克魯茲”的文章,批評“芝加哥原則”對言論自由的界定太過寬鬆,合法化了“偏執狹隘的意識形態”,也鼓勵了這些觀點的滋生。她在文中特別點名《芝加哥思考者》,並呼籲芝加哥大學對言論自由做出“重新想像”,抵制“披著智慧言論外衣的種族主義言論”。

作為《芝加哥思考者》執行主編的達菲立即撰文駁斥,嘲諷許的文章“誠實地承認了”左派就是把大學視作思想灌輸工具而非教育場所。

但持左派觀點的大一學生基坦·桑古普塔(Ketan Sangupta)也反對許的提議。他在《芝加哥栗色報》上發表題為“芝加哥原則保護所有人安全”的文章,呼籲校園裡的激進派和自由派學生堅守住言論自由事業。

“我們沒法反擊自己看不見的東西......必須把我們正在抗爭的東西牢牢保持在視線內,” 桑古普塔在文中說,“...以為只要把一種想法從公眾視野中移除就能扼殺這個想法,這是誤解,且是個致命的誤解。這只會把這個想法推入一個使之進一步激進化的空間,變得更難去監督。”

左右兩邊正漸行漸遠?

科瓦克斯也坦言,《芝加哥思考者》近幾個月中頻頻發表的極端觀點又讓他開始覺得雙方互相理解和理性對話的空間可能越來越小了。

科瓦克斯認為,大家雖沒必要以尋求對方認同為目標寫文章,但至少得做到能讓對方理解你為何會有這樣的觀點。

“一方面,我也理解,他們本來就覺得自己是被噤聲的一方,所以想要表達自己的觀點,” 科瓦克斯說,“但他們並沒有真的著眼於促進校園政治對話的長遠目標,而是僅僅專注於讓保守派觀點發聲。”

達菲告訴美國之音:“我覺得當初大家對我的觀點會做出那種反應,因我反對社會主義而對我惡言相加,大部分原因是他們不習慣在校園裡聽保守派說出保守的觀點。”

她認為,通過在《芝加哥思考者》這個平台上持續展示保守派觀點和思考方式,久而久之或許可以讓學生群體越來越習慣保守派觀點的存在,而不再立刻將之當成“精神失常般”的奇談怪論。

“他們仍舊不喜歡我們,但至少他們在聽到一種不同的看待問題方式,一種不同的思考方式,” 達菲告訴美國之音。

但科瓦克斯說,左派學生其實很熟悉保守派論點。和桑古普塔一樣,他也收看福克斯新聞,也會去閱讀各種保守派刊物,了解了不少保守派的觀念。但他仍覺得,左右兩邊似乎在漸行漸遠。

“比如那些質疑大選結果和新冠疫情方面的觀點讓我覺得離譜到難以認真對待,” 科瓦克斯說,“當我們都不再相信同一個現實時,真的很難認真對待彼此了。”

雖然科瓦克斯對於左右雙方真誠對話和辯論的圖景越來越悲觀,但還是心懷希望。他覺得問題關鍵在於,兩邊都把開啟對話的重擔放在對方肩上,都等著對方開始做些妥協。

“雙方都不想做出改變,又都坐等改變,” 科瓦克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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