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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外交”深植中共馬丁:中國外交官更多的是嚇人不是可愛


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中國外長王毅在美中阿拉斯加高層會談上。(資料照)
“戰狼外交”深植中共馬丁:中國外交官更多的是嚇人不是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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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日前要求中共官員調整基調,“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他的這番話被部分人士認為可能是要對中國當前的“戰狼外交”做出調整。然而,彭博社記者彼得·馬丁(Peter Martin)在其新書《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交的形成》(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中認為,“戰狼外交”實際上根植於中共的外交傳統之中。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外交傳統和國內政治影響制約著中國外交官與外界溝通的有效性。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人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星期二(6月8日)表示,過去一兩年為中國製造問題最多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坎貝爾還表示,中國的外交單位明白中國的政策,包括將南中國海的人工島礁軍事化以及更強勢的全球外交,導致了全球對北京的強烈反對。

近年來,中國外交官在公開場合強硬甚至咄咄逼人的姿態,頻頻令人側目。

“小流氓”、“意識形態噴子”、“瘋狗”。今年3月,中國駐法大使館在官方推特上用這些粗野詞彙辱罵一位批評中國台灣政策的法國學者。此舉引發法國抗議,要求召見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

“朋友來了有好酒,財狼來了有獵槍。”2019年,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在接受瑞典媒體訪問時談到中瑞關係時拋出這樣一句話。他在到任兩年內曾被瑞典外交部召見40多次。

2018年,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四名中國外交官打破外交禮儀,擅自闖入東道國外長辦公室,要求在最後一刻修改聯合公報上被認為不利於北京的措辭。巴布亞新幾內亞外長在公開場合淡化了擅闖事件,但私底下將中國外交官在峰會期間的談判形容為“霸凌”。

“戰狼外交”=周恩來的“文裝解放軍”

《中國的文裝解放軍:戰狼外交的形成》新書封面(牛津出版社網頁截圖)

彼得·馬丁認為,中國外交官這些咄咄逼人、有失外交禮儀的“戰狼”行為看起來是新的現象,但實際上有其歷史淵源。

他對美國之音說:“當周恩來1949年成立中國的外交隊伍之時,他對那些外交人員說,他們必須要有鬥爭精神,行動上必須要像文裝解放軍。一直以來的觀念就是,中國外交官必須要堅決維護中國的利益。這與另一種外交需求相平衡,就是要讓中國贏得世界好感,廣交朋友,在國際體系中構建影響力。有時候中國外交官的行為更像戰狼,有時候他們以更風度翩翩和友好的方式行事。”

馬丁認為,中國外交一直以來都在上述兩種形式中切換,何種形式占主導,與國際環境有關,但更取決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

他說,從2008年開始,尤其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外交轉向那種咄咄逼人的姿態,一方面因為中國在金融危機和疫情之後對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更加自信,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的國內政治環境變得更為強調意識形態和領導人的個人政治權威,習近平廢除任期限制,開展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想要看到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處於更中心的位置。

馬丁在書中寫道:“中國外交官跟隨習近平領導的推動力源自害怕與野心。對外交官來說,達成習近平願景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在世界舞台上強有力地維護中國的利益。”

他表示,結果就是,中國的外交人員通過採取更為強硬甚至好戰的姿態,來證明他們對習近平的忠誠:他們在外交活動上發放“習近平思想”,就如同中國外交官40多年前向外國外交官派發毛澤東的“小紅書”一樣;他們在與外國外交官會談時不斷提到習近平的領導;他們指責和抨擊外國政治人物,以避免被視為軟弱。

並不是所有外交官都認同這種“戰狼”轉向。前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袁南生去年曾表示,中國外交應“強起來”,而不是“強硬起來”,他呼籲北京回到1990年代和2000年代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

馬丁:“中國外交隊伍的鬥爭精神一直都在”

習近平5月底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體學習時要求中共官員改進國際傳播工作,提到“要注重把握好基調,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馬丁在周一(6月7日)的新書討論會上說,這也許是習近平暗示目前的“戰狼外交”可能與有點過頭,“至少是些許承認,中國外交官近年來更多的是嚇人,而不是可愛。”

但是他認為,如果探究中國外交隊伍的建立過程,可以發現“鬥爭精神”一直都存在。

這也是周恩來關於外交人員是“文裝解放軍”這個提法所包含的。馬丁說,這個概念意味著中國外交人員“必須百分之百對黨忠誠,他們要為中國的利益而戰,要遵守紀律。”

根據這個原則制定的外事規定,很多延續至今。比如,外交人員必須服從上級,行動需得到上級許可;他們通常禁止與外方人員單獨碰面,而是要兩人一組,以便在必要時相互監督;他們在外事活動中要嚴格遵循事先批准的談話要點。

馬丁認為,中國的外交方式有其優點,比如中國外交官從來不會偏離其立場,因此外國外交官永遠不會對中國在台灣、香港和西藏等議題上的核心立場有所懷疑,而且這些問題也在中國各部門之間是一致的,因此外界難以洞察中國政府內部的分歧,令中國在談判中更能形成合力。

但他指出,中國外交的重大弱點是難以贏得人心。

他說:“它能讓中國很好的向其他國家提出要求,並且明確表明中國的利益,但是這種方式很難讓中國說服其他國家接受其觀點。中國外交官總是重複那些寫好的談話要點,這些辭令更多是說給國內觀眾聽的,符合國內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而不是外國觀眾。”

而且受制於體制,中國外交官也難以像其他國家的外交官那樣,在談判和外事活動中即興發揮,並根據受眾觀眾的不同而去調整他們的闡述和溝通方式。

中國與世界溝通的縮影

馬丁認為,中共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員、前中國外交部部長和中國駐美大使的楊潔篪在許多方面象徵著中國外交隊伍的優勢與弱點。

他在書中說,楊潔篪的英文幾乎完美,熟諳美國政治、文化和歷史,他在官方會議正式開始前往往很放鬆,還會講些笑話。但是,一旦外方人員提出敏感話題,楊就會馬上變臉,提高說話的音量。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曾形容楊潔篪是“毫無歉意的民族主義者”。

馬丁援引曾與楊長期打交道的美國前資深官員韋德寧(Dennis Wilder)的話說:“(楊潔篪)是有能力在必要時展現極端魅力,在必要時展現極端憤怒的人。”韋德寧說,楊可能是為了表現給中國代表團的其他人看,他們會上報會議內容,但是他可以打開那個開關,那是具有極大自控和自我意志的行為。

馬丁認為,在很多方面,中國外交官似乎是中國與世界溝通的一個縮影。他說,他見過的中國外交官們都風度翩翩,掌握多國外語,有時還幽默風趣,但他們在記者會或官方會議上的表現卻是生硬的。

他在書中寫道:“如果中共允許給予其外交官更多自由,利用他們令人欽佩的技能來推廣和保護他們的國家,事情可能會變得不一樣。但是自由思想和獨立行動對中國的政治體制來說威脅太大了,難以長久容忍。結果就是,中國的外交官花費更多的時間向後看,而不是看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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