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佔領中環”民主抗議活動的規模與上周相比已經減小，但仍有抗議者堅守街頭。分析人士指出，香港此次大規模公民抗命在“真普選”口號之下，還有經濟、社會等多層次的動因。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香港抗議者政治訴求的背後﹐還包含著對經濟形勢的不滿與擔憂，這尤其關係到香港社會日益嚴重的財富不均和經濟權力集中的問題。
如今，香港已經成為了所有發達經濟體中貧富差距最大的一個。在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處在貧困線以下，卻擁有44名億萬富翁。鑒於香港的人口基數，其財富集中度也可謂是全球之最。
與財富不均相輔相成的，是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在香港，房地產、超市和藥店等在當地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行業都處在幾位商業大佬的壟斷之下，據估計，去年香港市場上70%的商品房﹐都是由兩個最大的地產開發商﹐即郭氏兄弟控股的新鴻基地產﹐和李嘉誠的長江實業所開發。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資深研究員，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玉川（Yukon Huang）認為，這種經濟權力的集中﹐讓很多港人看不到個人經濟發展的前景。
他說：“當你能看到一個明朗的經濟前景的時候，你會忙著實現這些目標，而無暇顧及其他。而當你開始為你的經濟前景擔憂，你就會由個人的未來聯想到香港的未來，從而想到一些政治問題，比如我是不是應該有一票來選舉自己的領導人？”
事實上，對任何發達經濟體而言，經濟權力的集中都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然而，以經濟自由著稱的香港，相對歐美而言卻缺乏政治民主，政府長期由商界精英或者大企業以及貿易團體的代言人主導，這在很多香港市民的眼中成為了政商精英之間利益輸送的證據，也讓那些改革土地制度，抑制房價，加強市場競爭等政策承諾成為了幻影。
有趣的是，香港在1997年之前就有“富人俱樂部”之稱，財富不均、市場權力集中、政商權力瓜葛等問題在回歸中國之前就已存在。而親北京的人士在有關普選的辯論中不忘指出，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香港並沒有實行民主。
那麼香港的民主訴求﹐為何當年不向在本土擁有民主體制的英國政府爆發，卻會在如今變得如此強烈呢？
對此，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認為，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是有良治。
他說：“80年代的時候，香港人對英國的統治還是滿意的。雖然不民主，但是當時的政策符合民眾的利益，商業大佬對政府的影響也沒有如今這麼大。英國政府有在試圖平衡富人、中產階級和窮人的需求，所以你不需要民主來監督和制衡政府。”
他同時認為，香港如今之所以有近三分之二的人認為民主體制是非常必須的，部分原因就在於香港人﹐愈發擔憂香港正在受到中國大陸愈來愈多的負面影響，他們認為自己需要一個民主機制來避免“任何從中國大陸而來的壞事”。
如今，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資源競爭也在加劇，而資源競爭的壓力更多地承擔於香港年輕一代的身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黃玉川博士認為，這也正是香港年輕一代成為這次民主抗議活動的主力的原因。
黃玉川說：“香港社會裡其實長期存在著嚴重的財富不均現象，但是如果你覺得你的未來和你的生活會在未來得到改善，你就不會為這個問題而擔憂。而當你實際上開始為找工作和加薪而煩惱的時候，財富不均才會讓你覺得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黃玉川觀察說，隨著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經濟關係的加深，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香港和大陸之間人員通行的便利，香港的勞動力市場正變得更為寬泛，競爭也愈發激烈。香港目前有很多企業更傾向於招募那些從中國大陸而來的人，這無疑增加了香港本地青年的就業壓力。
除此之外，從中國大陸湧入的房地產投資抬高了香港的房價，這讓香港年輕一代買房置業的夢想變得遙不可及。
同時，物價上漲，連奶粉也被大陸人搶購一空等現實問題讓很多香港人感覺到自己正逐漸喪失對自己生活的掌控。
《華盛頓郵報》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香港經濟佔中國經濟總規模的18%，而如今，這個比例下降到了只有3%。港人的經濟失落、和中國大陸的資源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了香港民眾對中國大陸的不滿情緒。
這篇文章說，香港同中國大陸的關係猶如“老貴族和暴發戶”的故事，香港已經看到自己在經濟上成為中國普通一分子是甚麼狀況了，他們最不希望的就是在政治上也與中國大陸趨同。
香港人的積怨從一些港人將大陸遊客形容為“蝗虫”以及由大陸兒童在香港當街便溺引發的爭論等事件中﹐便可窺見一斑。
卜睿哲博士說，這次的“佔中”運動並不是針對選舉政策的“一次性”的回應，它其實是“各種不同的問題合併在了一起集中爆發，而香港民眾的不滿情緒已經積累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