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歐盟商會2月14日發佈2023/2024年度的《上海建議書》，呼籲上海重拾國際競爭力。該報告調查顯示，跨國企業在上海設立總部的信心不再，僅有12%的歐商願意在上海設亞太總部，而且有500家中企因去年上海封城和動態清零政策所帶來的營運干擾，以轉往新加坡設立總部。對此，觀察人士表示，外貿企業目前對於投資上海、乃至全中國，仍處於觀望階段，因此，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消除任何對經濟、市場和政策的不確定性，讓企業能安心投資，人民安心消費，才能刺激經濟穩步復甦。
去年四月的封城和嚴厲的動態清零防疫措施已重創上海的經濟前景和國際競爭力。
根據中國歐盟商會最新發佈的2023/2024年度《上海建議書》，上海歐商的營運去年受到疫情衝擊，有高達92%的歐商都因供應鏈中斷而出現營收虧損，也間接重創上海的營商環境。
500家歐商棄上海，轉往新加坡設總部
該報告稱，上海作為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總部的吸引力在過去十年間已漸漸褪色，再加上，去年後三季度，因封控政策導致人員旅行流動的受限，使得不少外企員工有長達2年的時間無法回上海返崗，許多人甚至永久撤出上海，這使得新加坡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因為連高達500家中國公司也於2022年轉出上海，而在新加坡註冊亞太總部。
該會去年的《商業信心民調》還發現，只有12%的受訪歐商會員企業願意在上海設立總部。
外籍人才流失的問題也嚴重威脅到歐企的創新力。歐盟商會預估，在中國的德國籍員工社區約有25%的人自上海封城後便撤出中國，而法國和意大利籍員工社區則流失了約20%的人才，包括位於上海多所國際學校的跨國師資去年都出現40%的流動，遠高於2021年約30%的流動率及新冠疫情爆發前約15%相對偏低的流動率。
歐盟商會呼籲上海當局重拾上海的國際競爭力，並洋洋灑灑列出八大建議事項，以協助重建上海疫後的經濟復甦。
據商會副主席許倍帝（Bettina Schoen-Behanzin）表示，外企佔上海經濟增長(GDP)的25%，所繳交的稅賦佔全市的33%，製造的工作機會也佔佔全市的20%，內外銷量和工業產值更分別佔全市的66%和30%，是該市經濟發展重要的一環。
歐盟商會列八大建議事項
因此，除了鬆綁防疫措施外，歐盟商會建議上海當局改善營商環境、打造宜居的生活環境以利吸引人來，並為歐洲籍的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援助，包括疫後的減稅、減租紓困方案，更要解決法規障礙，以利招商引資。
商會報告稱，中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達45%，遠高於香港的17%和新加坡的22%，缺乏競爭力。
歐盟商會也進一步呼籲上海當局消除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障礙，並推動公平的商業競爭遊戲規則，且厲行人民幣國際化的改革和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以提升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鼓勵外企的創新等等。
中國歐盟商會的主席伍德克(Jörg Wuttke)於建議書的發佈記者會上致詞表示，中國經濟雖在疫情考驗下，失去了可預期性、穩定性和經濟效率，但光是去年前10月，就對歐洲出口約5百萬個40尺貨櫃的商品，相當於在中國製造了上千萬個工作機會，但相對地，歐洲去年輸入中國的貨品卻只有約150萬個40尺貨櫃，代表中國市場的對歐商的開放程度仍不夠。
他還說，歐商每年在中國投資額只有86億歐元，遠低於中國在歐洲約114億歐元的投資，這是因為中國公司在歐洲可以大肆併購，但歐洲公司卻不能在中國進行併購，非常不公平。
伍德克:中歐市場開放程度不對等
伍德克說：“中國有信心、也安於投資開放型經濟體，但我們在中國的市場准入卻嚴重受限。”
外媒關切，上海12月鬆綁防疫措施後，撤出的歐商是否已陸續回流。對此，伍德克和許倍帝皆語帶保留。
許倍帝說：“信心受損後，需要時間重建。所以，目前最新的流行語是分散投資和去風險化......企業現在多著眼於風險評估，因此，必須分散投資，過去對中國的投資，可能轉往如東南亞國家，須要一點時間重拾信心。”
伍德克也說，現階段，不管是商業夥伴、競爭者和供應商都處於觀望階段，也在探索亞洲其他城市或上海以外之中國城市的可投資性。
伍德克說:“（中國）市場雖大，但外企關心的是能取得多少商機。”
除了歐商，其他外企，例如台商對中國經濟的復甦力道也是有所觀望。
位於台北的台灣工業總會大陸組組長黃健群表示，製造業台商的產線遷移不易，又涉及產業鏈的群聚限制，因此，疫情期間，多數只能苦撐待變，頂多透過轉單到其他東南亞產地製造來因應，隨著中國鬆綁防疫措施，目前台商對中國經濟和內需消費前景的期待已略為提高。
中國前景 台商也觀望
不過，台商服務業受創較深，例如食品業或連鎖加盟店，因中國封控的影響生意，已大多撤出中國的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市場，但今年會不會重返中國，多數仍在觀望。
黃健群告訴美國之音：“即便它(中國)的儲蓄率高，但是中國因為對於景氣前景未明，大家的消費力道是不是可以刺激出來，大家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還在觀察。”
對於歐盟商會的建議書，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學副教授李楠說，上海去年曆經防疫的不確定性和供應鏈的衝擊，外商總部移往新加坡的決策可以理解，但上海的城市管理已領先其他中國城市，隨著防疫鬆綁和疫情風險下降，未來當局只要能重建市場信心，消除所有不確定風險，並制定合理、公平和透明的市場規則，就能挽回投資和消費信心，讓經濟的復甦可以持續回到正軌。只不過，她也不諱言，上海經濟短期內不可能迅速反彈，因為，企業若倒閉後，重新籌備開業的時間至少也要半年到一年。
至於撤出中國的外商還會不會回流，她樂觀以待。
李楠告訴美國之音:“我倒不覺得，2022年的這個流出會形成一個持續的、長久的流出，只要我們的市場環境有改善的話，我不判斷會有一個長期的流出。原因就是，現在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了非常成套的，無論是從基礎設施而言，還是從我們的人力資本的儲備而言，我們是具有一個全光譜的供應鏈。”
她說，中國的供應鏈完整，就連美商蘋果電腦歷經疫情和美中科技戰都還將九成的產線留在中國，這就代表其他國家還難以取代中國的製造能力。
專家呼籲中國政府 搭建中小企業融資平台
尤其為了提高中國勞動人力的韌性，上海周邊的崑山地區還有網絡人力服務公司，幫工廠管理龐大普工的招聘和管理，這些工人具高度流動性，有訂單才去工廠工作，一方面讓工廠免去長期維護人工的成本，一方面人力公司居中謀合，也提供薪資借貸，讓工人可以按周支薪，免於月光族的窘困，展現中國製造的彈性和優勢。
至於中小企業在疫後“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李楠說，上海等地方政府已要求各大銀行加大普惠貸款的力度，亦即“兩增一降”措施，包括增加貸款規模和佔比，並降息，以協助中小企業度過難關。不過，中小企業的借貸風險較高，不應推給銀行承擔或解決，因此，李楠建議中國政府仿效美國的中小企業局和新加坡的企業局，搭建中小企業和投資方的融資匹配平台，讓包括銀行、風投和私募基金等投資方可以接觸到中小企業主的融資需求，政府只要居中提供培訓，協助中小企業主做好金融安排、風險防範和信息揭露等工作，以便投資方的融資評估。
她說，這樣的平台讓各方風險共擔，比起政府提供補貼或資助，片面承擔風險，來得合理，而且這個平台還可以擴大保險業的參與，提供中小企業主災難保險，以安度風災或疫情等天災的經營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