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共仍然強調民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重要基礎，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卻不斷收緊對民營企業的管控力度。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共向民營企業安插了更多數量的黨員，切斷部分民企獲得貸款的渠道，還對那些被認為是不守規矩的民企進行全面政府接管。此外，中共還要求民營企業家要以“產業報國”，在政治上做“明白人”。
口口聲聲要扶持民營企業的習近平為什麼反而要不斷壓縮民企的生存空間？他想如何改造中國的民營企業？他主導的中國經濟模式對未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會帶來什麼樣的深遠影響？
美國肯尼索州立大學(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經濟與金融系教授劉學鵬表示，近年來“國進民退”在中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且令人擔憂。
他說：“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上一直存在一定的傾斜，近幾年尤為明顯。我講一個和融資有關的例子。為了擺脫原來以低工資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基礎的發展戰略。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講資源轉向高科技領域。但自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外部因素、資源匱乏，以及前景不佳。除了少數大型企業以外，私營企業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去投資高科技。所以國企自然就成了國家科技興國的依託對象，並在融資領域給予了很大優惠。相反，私營部門在獲取貸款，尤其是條件良好的貸款，難度愈來愈大。據統計，在2013年習近平上任時，有大概57%的貸款流向了私人公司，有35%的貸款流向了國有控股公司。三年以後到16年，國有控股公司貸款比例已經提高到83%，私營部門只有11 %。也有研究發現，與以前相比，目前的國有企業可以獲得更多的補貼和更低的利潤，儘管私營企業的利潤率經常是國有企業的兩倍以上。這些貸款大部分來自於國有銀行。這種做法產生的低效可能是巨大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中國的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呼籲競爭中立。”
《華爾街日報》12月12日的報導談到中國政府強化對民營企業的管控。報導提到中國政府近年來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並指出這些舉措反應中國高層的一種觀念，就是市場和民營經濟對中國崛起，但卻是無法預測而且是不能完全信任的。
紐約的獨立時評人虞平認為，習近平執政團隊錯誤地把過去中國改革出現的一些問題歸咎於權力不夠，而非改革不夠徹底。
他說：“當習上台以後，他們的策略是對國家進行全面改革之前，它要實行全面控制。這是一個悖論，其實很多他的智囊和評論員都指出這個問題。但一個國家實行改革，它應該是在改革途中看哪一個路徑最可行。我覺得現政府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對權力的迷信，認為過去改革之所以出現很多問題歸結於權力不夠，而不是歸結於市場的創新力不夠，民眾的參與程度不夠，以及分配的不公所導致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他（習近平）看到了需要改革。如果我們給他一些時間，給他對這個問題的一些震盪性的看法。但是他的方法是絕對錯誤的。他是希望能夠通過對國家的全面控制提升權力的集中，來實現未來的改革。這一點我覺得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做法。”
肯尼索州立大學的劉學鵬認為，中共對於民營經濟的定位一直比較模糊，有時甚至是矛盾的，政府一方面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加大政府干預。
他說：“比如在2018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裡，雖然提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也強調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而且這個決定還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我認為，讓市場發揮作用的核心是政府干預愈來愈少，改制國有企業發展民營企業。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目前的國進民退應該是一種倒退。”
亦有分析認為，習近平並不是真正想扼殺民營經濟，而是要加強對民企的管控。獨立時評人虞平認為，權力的過度集中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毫無疑問將扼殺中國民營經濟的活力。
他說：“明顯地可以看到他（習近平）的做法是在高度的集中，權力收縮。這裡面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剛剛說了，他一方面要爭權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市場能夠煥發它的青春，能夠恢復它的活力，能夠創新。這個奇怪的現象就變成了一個高度壟斷的權力，包括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試圖來解放市場的壟斷。他本身就是一個壟斷，又要去解放這個壟斷的權力。他希望反壟斷，看上去是用壟斷的權力去反市場的壟斷。是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去試圖釋放一個市場的活力。去分散市場的壟斷權力然後導致市場能夠成分地競爭。這樣一個做法不僅是自相矛盾，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也是沒有實現過的。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一個重大的問題。當然從措施上我們能看到，政治權力對私營企業組織形態的干預也是非常嚴重的，就是剛剛主持人提到的，在各個私營企業裡面成立黨的小組，成立黨的組織。甚至在外資企業裡，也成立黨的組織。過去我們說在這些企業裡，成立中國式的工會，本身已經是非常過分的做法。它不能符合市場競爭的需求，因為中國式的工會是受黨組織控制的。過去的做法還是個間接控制。你在外資企業裡成立一個工會，然後由黨的組織間接控制。現在不是的，現在是跳到台前控制。這樣一個做法它的結果就會扼殺民營企業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