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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陳志武(3):中國改革開放170多年來的嬗變


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展上人們展開一面中共黨旗。(2018年11月14日)
在北京舉行的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展上人們展開一面中共黨旗。(2018年11月14日)

在任教於香港大學的經濟學、金融學學者陳志武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在過去的40年裡開始的,而是在170多年前就開始了。將近兩個世紀過去,改革和開放的意義不斷出現變化和反覆。在今天又出現新的變化。

專訪陳志武(3):中國改革開放170多年來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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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是在1978年。但在陳志武看來,中國謀求改革開放應當追溯到十九世紀,應當從自從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以後所中國人謀求用以富國強兵的改革開放算起。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陳志武指出,就改變現狀意義上的改革一詞而言,改革的方向可以是向前的或向後的,因此改革的意義在不同的人那裡可以截然不同。相對而言,什麼是開放則是有看得見摸得著的標準;但時至今日,陳志武認為人們有必要認真思考改革開放的目的應當是什麼。

以下是陳志武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三部分。陳志武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改革開放的目的應當是什麼

金哲問:你在2008年發表的題為《如何看待“改革開放160年”》的文章中寫道:“中國在1978年選擇改革開放,確確實實是在文革帶來危機的前提之下。大家都看到,必須要這樣做,不市場化、法治化,中國人就沒辦法生活下去了。”

有人看到這樣的話或許會說,朝鮮不市場化、不法治化,朝鮮人也活下去了,朝鮮政治很穩定;中國也可以朝鮮化,變得更加穩定;而且中國人特別能吃苦,吃草也可以活三年。你要對說這種話的人說什麼?

香港大學金融學講席教授陳志武 (照片提供:陳志武)
香港大學金融學講席教授陳志武 (照片提供:陳志武)

陳志武答: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這就是,人為什麼要活著?活著難道就是今天要活著,就是為了明天活著,然後以此類推,明天要想盡一切辦法活,吃草也行,關在屋子裡面也行,就是為了能夠活到後天,後天也能夠活下去?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過去這些年經常有類似的這種討論。因為很多人說:哇,我們這個社會要是能夠不惜代價,不管以什麼方式保持穩定的話,那多好,那是最高的境界。

其實要我看,你如果只是追求穩定,你要是把每一個人都關在屋子裡,關在一個籠子裡,每一個人都沒辦法出籠子,等他肚子餓的時候從籠子口給他一點東西吃,讓他可以活下去,那是不是整個社會絕對比北朝鮮還要更穩定?

但我們要去想一想,我們人類希望達到那個境界嗎?那樣的生活是不是值得?所以,在我看來,人類從幾萬年以前、幾十萬年前一直到今天做了那麼多的不同的創新,做了那麼多的創舉,就是為了不僅僅要讓我們可以活下去,能夠吃飽肚子活下去,而且同時也要讓我們這個每一個人的自由度盡可能地不斷提升,有越來越多的自由。這才是人類社會最主要的追求。

當然,我們可能會說,人為什麼要把自由的最大化作為一種終極追求的目標?這個道理蠻簡單。我們任何人,不管是天才還是傻瓜都知道過上自己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這樣能達到的整體的幸福感、安逸感肯定會越高。如果我每天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甚至於我自己的手腳是不是可以動都受到很多限制,把我每天都關到籠子裡,那我可能會覺得我寧可不活了,因為那樣活著沒任何意義。

你剛才提到的是一個核心的問題。我覺得要回答得好,還是要回到更根本性的、本源性的問題,這就是,關於人類的生存、生活這個問題,即我們為什麼要活著。如果犧牲方方面面的自由都無所謂,就只要能夠呼吸、活下去就行,在我看來,那不應該是人類真正追求的終極目標。

該如何看遊戲產業受嚴格限制

問:還是在《如何看待“改革開放160年”》一文中你寫道:“像汽車、飛機、電力、電話、電腦、軟件、互聯網、電影、電視,甚至石油和報紙等,這些現代行業都是200年前沒有的。它們的存在和發展不僅增加財富創造力的 ‘深度’ 或說 ‘強度’,而且也帶來全新的收入領域,使財富的容量發生根本性的質變。”

看到你寫的這些話,我想起中國的遊戲產業。本來遊戲產業是中國規模很大而且也很有發展前途的一個產業,現在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有人甚至認為是遭到扼殺。你如何看這個問題?遊戲產業鼓勵玩物喪志封殺有理?還是採取限制遊戲版號從而限制其出版跟限制書號從而限製圖書出版一樣是不可理喻?

答:我知道電子遊戲行業的禁止性的政策是爭議比較大的。我知道很多中國家長可能傾向於支持把電子遊戲行業盡可能地通過對牌照控制、強化監管,把這個行業給壓下去,以這個方式讓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去看書去學習,多一些思考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要換一個角度來理解。當年宋朝關於開源還是節流的爭議非常激烈。電子遊戲行業過去這些年發展那麼快,這麼多中國的年輕人、特別是00後花了那麼多的時間,每天、每個星期花那麼多時間去玩電子遊戲,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應該想到一個問題了,這就是,到底是通過節流,也就是通過禁止性的方式不讓他們有那麼多的電子遊戲去選擇,也不讓他們有那麼多的電子遊戲機去玩,還是採取開源的思維,往開源的方向走更遠。

我的意思是說,當整個中國社會出版物,包括電影和各種書籍的出版還受到那麼多的管制,那麼多人的言論的空間受到的禁止,受到的限制也那麼多,包括微信,還有其他的社交媒體每天那麼聲音都被閹割掉了,這樣一來,你讓年輕人沒有別的途徑去找到他們的興趣,發揮他們的興趣,進行更加自由開放、不受禁止、不受約束的討論。

如果不給這些年輕人提供表達他們的興趣,表達他們的觀念,表達他們的追求的途徑和通道的話,到最後這些年輕人有那麼多的時間,你讓他們去幹什麼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不管是從消遣的角度還是學習的角度思考,如果我們能夠給他們更多的選擇,更多的自由表達的空間,那麼大家對於電遊的需求自然就不會那麼高。

歐美社會為什麼不擔心年輕人玩遊戲成癮

我的意思也是說,到最後如果我們在言論空間對言論的內容、言論的程度都有那麼多的禁止,做那麼多的限制,那到最後年輕人把很多的時間往電子遊戲方面轉移就變成一個必然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年輕人花在電子遊戲上的時間太多這個問題。一個根本的問題解決辦法是開源,不是限制。

美國和歐洲社會的年輕人玩電子遊戲的程度比中國年輕人的程度要低很多。我也沒有看到美國社會或者是歐洲社會那麼多的政府精英、政府官員和社會精英整天去呼籲要禁止電子遊戲行業的發展,因為太多的年輕人把精力時間都浪費在那個上面了。(歐美國家之所以是這樣,)就是因為在那些自由開放的社會,電子遊戲並不是獨木橋,並不是人們唯一的可以去發洩、可以消費自己的時間的地方。

它們的年輕人可以把時間放在那些更有創造性的、更有生產性的、能發揮他們的興趣,發揮他們的價值的其他的途徑上。如果那種途徑非常的多,我們就不用擔心電子遊戲行業太過度發展這樣的問題。

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與民營經濟地位問題

問:你在2020年11月1日發表文章,標題是《從螞蟻上市看金融的普惠性》。你的文章從全球各國著眼談了面向大眾的小額貸款的普惠性和重要性。但螞蟻上市的計劃很快被緊急叫停,令全球金融界震驚。從現在的事後諸葛亮的後見之明來看,你認為叫停螞蟻金服上市是妙招還是損招?

答:叫停螞蟻金服上市帶來的影響非常大。對國際投資,對國際投行還有很多的工業行業,生產性的服務新行業企業界的人來說,他們都通過螞蟻上市最後一天可以被叫停這件事看到了中國不管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還是商界,政府行政管制權力可以是非常大的。即使是所有的審批都已經做完了,到最後就等著敲鐘上市了,也可以把它給停下來。

從這一點來說,國際社會通過這個事情更進一步、更具體地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運作模式的行政色彩,權力介入的程度,這讓大家很具體地看到了。當然另一個方面就是,螞蟻金服被突然停止上市了,這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對整個民營經濟帶來的衝擊也比較大。

現在回過頭看,螞蟻金服上市被叫停可以說是過去兩年左右的時間里民營企業處境每況愈下的一個轉折點。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判斷。

在我看來,中國社會可能過去這兩年不斷地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民營經濟的地位到底應該是怎麼樣?民營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家,他們的社會責任,他們的社會影響力,他們在社會中精英的地位到底該怎麼樣去看,我們能夠容忍的民營企業家的影響力大概有多少,超出多少是我們不能夠容忍的,不能夠接受的等等。

當然很多的一些事情還在繼續進行,在繼續在發生。所以我也不想下太多的結論,只是把這個話題留給大家自己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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