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利用BNO簽證計劃移居英國，已經有超過11萬人申請，並有不少人在英國居住超過一年以上。經過初期的歡迎階段，香港人在英國的公民參與及社會融合程度受關注，最新研究就發現港人在英國面對一系列問題。
據一個最新研究顯示，移居英國的香港人信任英國政府，一方面投票率和投票意願高，但是實際參與社區事務的程度較低。雖然這些香港人有鄰居之間的基本社交網絡，但缺乏更實在的當地社區網絡以作情感傾訴和經濟援助之用，而來到英國的年輕人更是特別孤獨。
該研究由“迎接香港人計劃”（UK Welcome Hong Kongers Project）與英倫好鄰舍教會共同支持，並且由一個資深學者和專業人士組成的研究團隊進行。研究通過香港人的在線網絡和滾雪球方式邀請受訪者參與，填寫網上問卷，共收回有效問卷586份。大約四份之一受訪者來到英國不到 6 個月，而大約一半已經在英國居住了 6 個月到一年。 受訪者當中，有百分之45是41至50歲之間，有約四份之一是31至40歲，而大約五份之一是51至60 歲。
研究發現，幾乎所有受訪者都知悉他們在英國選舉中的投票權，超過八成有登記為選民，略多於一半受訪者有參與今年 5 月的地方選舉投票，投票率高於英國 2018 年地方選舉的結果。具有大學及以上學歷的人，和來英國至少6個月的人的投票率明顯更高。近乎百分之90的受訪者同意英國政府的政策有利於香港人，以及表示英國政府是值得信賴的。
研究團隊成員之一、前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系主任趙維生對美國之音說，移英香港人對英國政府的信賴度“匪夷所思”地高，亦相信英國政府的政策是幫助到他們，可以說是超級客氣，因為英國人對於英國政府的信賴度也只是大約百分之40。
他說：“基本上我們覺得，這群香港BNO（簽證）過來的人，他們都經歷過2014至2019兩次的大型社會運動，在過去8年的大型社會運動中，很多香港人很挫敗，對香港政治情況感到很沮喪。例如有（政治人物）被取消資格，有人的投票權被剝奪，等等都令到我相信來到英國的香港人都很珍惜在英國仍有的自由選舉。”
趙維生又說：“第二個理由是，我們也感覺有點是抗議投票，是對香港（政府）說，你不給我，你看看我來到這裹，我一來到就可以（投票）了。你剝奪我的公民權，我來到這裹就立即可以行使我的公民權。”
然而，研究發現，只有約百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聯合行動可以改善社區，而百分之65的人認為他們無法改變社區。趙維生指，登記投票很容易，但是社區參與需要長時間培育、需要一套專門的知識及文化技巧、需要資源和渠道。他又說，大約一半的受訪者來了英國不到兩年，但他們認為居住的社區是他們的家。此外，有超過6成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社區很安全。
他說：“這些我們叫做社區參與的情感因素，香港人已經有了，來了兩年已經建立了。但問題是實際的參與跟情感的連結是有一個缺口的，還是不足。這方面像我剛才說，要幫助香港人找尋途徑，透過更多的社區活動去跟社區其他人連結起來，建立信任，不只是建立認識。由一些很微細的事情開始去改善社區，參與做義工，等等，我們都需要更多資源，去鼓勵香港人走出來。”
研究又發現，移居英國的年輕人與其他成人群體相比，更多的年輕人感到孤獨。趙維生說，情況令人擔心。
他說：“這跟一般的英國的社會現象有點分別，因為一般年青人在學校或者在工作場所，他們有自己的圈子，是不會覺得自己是這樣孤獨。但是我們的年青人比他們孤獨得多，這個我們很關心他們。”
同時，研究發現年輕人不相信社區合作可以解決社區問題，趙維生指是一種強烈的積極不信任，曾經參與2019年抗爭運動的年輕人或許受過創傷，而不相信會有制度上的改革。
他說：“這個創傷後遺症就是他們不會再相信政府，就算給一些新資料他們，他們會否相信政府？他們不會。這種就是積極不相信，我們擔心年青人從香港過來，經歷了2014至2019的社會運動，他們經歷了這些創傷，然後他們受到很大傷害，他們不再相信社區可以解決到問題，他們寧願自己孤孤獨獨，身邊沒有人去明白他們，他們也不太想讓身邊的人明白他們，我們就最擔心這些年青人。”
研究發現，接近7成受訪者依靠以前的香港網絡作情感傾訴和經濟援助，接近五份之一的人根本沒有知己。趙維生分析指，香港人在英國擁有社交網絡，但沒有互助網絡，這種情況不太理想。
他說：“我們的研究發現，他們有探訪朋友，有朋友去探訪他們，這些社交的、表面的（網絡）是有的。但是一去到要解決問題，談心事，沒有。借錢，這些最敏感的，裝修家居，香港人買房子，差一點錢，我不想做按揭，誰會幫忙？沒有，當然是找香港人。這就是我們看見的差距，初步的社交網絡做到，但是更加深層次的幫助網絡，例如情緒支援，有困難，有壓力，或者來到英國初時有抑鬱症，遇到情緒壓力，遇到抑鬱症，找誰傾訴？有些人沒有。”
研究指，英國社會必須超越初期的歡迎階段，展開更深層次的服務接受香港人，同時必須積極促進香港人與英國同行之間的相互學習。
英國港僑協會創辦人鄭文傑對美國之音說，研究顯示香港人在英國有投票權後，需要時間適應更深入的政治參與，包括了解當地政治文化語言，以及相關的流行議題、政治光譜等等。他指出，移居英國的香港人要加強與地方政黨、政策機構和智庫的接觸，令他們在社區發揮更強影響力。
他說：“我覺得其中一方面，報告也有提到，就是一個文化上的影響，我們文化上的觀念是比較覺得，有問題先訴諸自己，有問題先覺得怎樣由自己開始去改善，或自己去承受，而不是去訴諸社會，去看看其他人願不願意去幫你，或者看得更加宏觀一點，究竟是政策上、社會制度上、社會習俗上出現了甚麼問題。”
鄭文傑說，需要有方法讓來到英國的年輕人重拾對社會的信任，為他們提供語言、心理、就業、就學的支援。
他說：“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可以接觸到當地，而不是我們所說的，經常自成一國，然後沒有辦法走出小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