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民潮下，敢言學者鍾劍華一直留守在香港，繼續月旦時事，仿佛無畏無懼。但他忽然於4月24日在網上宣布已經離開香港飛往英國。他在新加坡轉機時，以一篇二千多字、解釋自己決定的文章，將他一直以來的情感表達出來，獲得不少香港市民支持。鍾劍華在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專訪，更仔細地講述他的心路歷程。
搬到英國頭幾天，鍾劍華在一個小鎮街上遇到一個來自香港的老太太，對方在遠處認出他，走來跟他打招呼，拍個合照。老太太道出，自己移民到英國數十年，從來沒有想過香港會變成現在的狀況，說要為他打氣，鍾劍華對此十分感動。他想到，自己還在香港的時候，若有路人認出他，多數都會是勸他快點離開。
兩種不同的路人，或許反映了兩地不同的氣氛。鍾劍華被視為一名敢言學者，在現時香港法律之下，煽動言論的定義空泛，發聲的代價或者是漫長的牢獄。而在英國，他可以無憂無慮地月旦時政。
香港氣氛高壓 決定離港
事實上，身為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下稱香港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自言曾經三次被國安警察約談，但沒有拘捕他或恐嚇他。鍾劍華坦言，他之前沒有想過要移民，但整個香港的氣氛慢慢地讓他決定要離開。
他說：“大概到2月初時，（我）開始想，如果繼續用煽惑、煽動這種罪名來控告人，事實上是早晚都會整治到我，我感覺到這一點。你想一想，只是《立場新聞》在過去這麼多年，轉載了我700篇Facebook文章，這兩年我亦有繼續寫，如果（警方）真的要指控我煽動，若果用現在所謂煽動的標準，我覺得他一定會整治我，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香港警方國安處在去年年底拘捕《立場新聞》七名高層，凍結公司資產，導致該網媒被迫在同日決定關閉。
鍾劍華又說：“第二點是，我當時考慮到，有個想法，有個判斷，就是說若果習近平真的在7月來到香港主持回歸慶典，現在國安警做事沒有標準，任他說，政府亦隨時可以用煽動（罪）來拒絕保釋。若果習近平來香港，我相信5、6月之間國安警會很瘋狂，對吧？一定洗太平地。”
鍾劍華說，他的不少家人仍然留在香港。
他說：“我不想見到我90多歲的爸爸，80多歲的媽媽，去荔枝角（收押所）探我。我一想到（這點），很難承受。這是其中一個我決定，因為危險信號越來越多的時候，我決定要走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
另外一件觸動鍾劍華的事情是，他在香港理工大學教書的前同事、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因為2020年5月在立法會內示威，在今年2月4日被判監三個星期。這個判決作出後兩天，鍾劍華就決定申請移居英國的BNO簽證，他在一個星期後填好申請表，英國當局在2月28日批准他的申請。鍾劍華考慮了一晚，就決定了離開香港。
當時，他已經有過兩次被國安警察約談的經驗，都是關乎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選中，負責初選投票操作的香港民研的角色。鍾劍華說，他在2020年5月才加入香港民研，根本沒有參與初選的事宜，所以沒有資料可以提供，他就是有資料也不會提供。初選案中，47名參加者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還押超過一年，仍未進行審訊。
鍾劍華說，第三次約談就與俄烏戰爭有關。3月上旬，香港民研計劃進行相關民調，但多間親中傳媒報道一份捏造的問卷草稿，令香港民研決定取消調查發布會。鍾劍華指，有人就事件報警，國安警察於是傳召他溝通。
他說：“第三次溝通那次（國安警察）說他們有壓力，所以就要做事，你們做的事比較敏感之類。我就反問，你們決定一個人犯不犯法，是視乎你有沒有壓力、有沒有人叫你做事的嗎？不是在於無判斷是否犯法的嗎？”
“建制派要操控民意”
鍾劍華指，三次約談，對方都算是客氣，因為香港民研的行政總裁鍾庭耀才是主要目標。他說，官員比較少批評香港民研，除了在去年年底立法會選舉的民意調查中，有“白票”這個選項，廉政專員白韞六當時說要研究香港民研有沒有犯法。香港政府去年中修例，鼓吹投白票是刑事罪行。
他說：“所以我相信，對於那些極左的人、建制派，政治尋租的人，他們很想整治民意研究所，然後由他們去操控民意。”
鍾劍華指，香港民研一直在進行多種與社會議題相關的民意調查，顯示出的都是即使在《香港國安法》下，香港市民都沒有改變對政府的負面觀感，而香港社會所有信任基礎都已經被摧毀。
他說：“我們有時發覺，做那些政治人物評分都沒有太大意思。我們評分的是在任議員，全部都是負分，評來有甚麼用呢？以前評分評的是哪些政黨、哪些議員較受歡迎，哪些較差，現在就算排第一的，評分最高的（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負4.8分，你說有甚麼意義呢？”
鍾劍華認為，所有討論公共政策的平台都差不多全部關掉，香港民研的工作其實對政府很有貢獻，可以讓市民出氣（一個發洩渠道）、表達看法，若果連香港民研都沒有了，香港人也未必會相信其他民意調查。
“大中華膠”對中國感失望
62歲的鍾劍華從中學時代已經關心社會事務，說自己初中時已經背誦毛澤東詩詞，做社會調查義工。他在70年代學運尾聲入讀大學，身為社會極少數的大學生，令他認為自己要承擔社會責任。他希望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是一名“大中華膠”。1989年天安門屠城，是令他思想改變的轉捩點，但直到1997年主權移交，他都仍然希望香港生活方式維持不變，成為台灣將來可以參考的模式。但往後的發展，令他對中國徹底失望。每當他與中方在香港的官員、從中國國內到港的官員和學者見面，他都會對他們說同一番話。
他說：“我們去做簡報介紹香港的情況，我也是這樣說，我講過不只一次，我講了幾十次，對不同的人。我覺得我們是被共產黨欺騙了。我公開講的。這種情緒，隨着香港情況的惡化，隨着（2014年）雨傘運動，隨着（2015年）政改方案（的失敗），隨着2019年開始的抗爭運動，我只能夠說，我們對過去幾十年那種有過的堅持和有過的想像，是徹底破滅。作為一個62歲的人，難免覺得好像前半生的一個很重要的部份被否定，或者自己都否定了。但我覺得責任不在我身上，我只能承認可能判斷錯誤，我可能過度天真，對吧，但責任似乎都在於作出承諾那位，為甚麼要做這樣的事，為甚麼完全推翻自己的承諾，這才是最關鍵。”
鍾劍華前半生在香港服務社會，致力做政策研究，但雨傘運動後，他已經感覺到在公共層面做事越來越難。例如，要舉行一個研討會需要問他曾任職的理工大學借用場地，在近年需要獲得大學副校長批准。他管理下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被要求轉為自負盈虧，由14個職員減到只剩下一個。
對於下半生可能需要居住在英國，鍾劍華說，去年有大約9萬人從香港搬到英國，今年的數字可能更高。香港民研曾經做過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24的受訪者說有計劃移民，有百分之10更加已經有所行動，換算即是約70萬人。他說，他在香港民研早已想過開拓海外香港人的民意調查平台，繼續關注香港事務，希望當這件事起步之後，海外香港人踴躍加入。
展望英國生活
鍾劍華在4月底約滿離職香港民研，自言不善理財，積蓄全用在三個兒子讀書上。他說，現時收入來自為報章撰文，或者他可能會開一個Patreon戶口籌款。
雖然鍾劍華申請的是“BNO 5+1簽證”，即是可以在英國居住五年，第六年可以申請入籍成為正式的英國公民，但暫時他只當成是一次旅行，希望有朝一日回到香港。
他說：“你問對（香港）食物有沒有掛念，我又覺得現在的世界這些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很喜歡去旅行，我去到哪裹都入鄉隨俗，吃當地的東西，跟當地節奏生活，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這個我絕對不會有問題。當然，（我）會記得一些以前經常做的事情、吃的東西，可能往後會有這種思鄉病，不意外的。”
鍾劍華與家人團聚，或許仍需一段時間。他的大兒子在美國讀完碩士學位，決定留在當地工作。他第二個兒子在澳洲學成後回港工作三年，在半年前曾經對他說，不願意接受香港社會現況，因此在2月份已經返回澳洲進修，期望借當地的“救生艇計劃”留下來。鍾劍華的太太和小兒子仍在香港，未有決定會否搬到英國。
被問到會否擔心言論影響家人時，他說：“應該說，他們擔心我多於（我擔心他們）。其實到我說要走，要申請（簽證）時，我的兒子們都鼓勵我走，他們有份叫我走。他們都擔心早晚會整治到我，所以他們沒有問題，他們繼續過他們的生活，我們未想像到政府會卑劣到整治他們。但是會否因為我過來了，而他們也認為一起過來吧，我等他們自己考慮一下。”
繼續為香港發聲
鍾劍華解釋，他自己有研究移民政策，深深明白到移民的有形和無形的代價都很高，他說現在的香港不斷地製造一代又一代的流離世代，情況“相當令人難過”。去年年中，有一段日子在每個星期都有舊學生請他吃飯，跟他說要去做“逃兵”，要移民了。
他說：“但當時我亦接觸過幾個中學教師，都是教通識科的，他們說他們都想繼續守下去，所以都續約。很可惜，我認識的、熟悉的幾個都在（去年）11、12月跟我說，下一年我不再續約了。我不可能按照那份課程大綱教，說不出口。你明知那是謊話，怎說得出口。我做不出，明年我不做了。”
鍾劍華說，他以往經常說“緊守崗位，常存昐望”，但兩者都甚為艱難。
他說：“我經常相信，不正常的事不可能長期維持，如果他們不去如蛆蟲般生活，屈曲自己、扭曲自己的話，有些人會扭曲自己，如果他們不扭曲自己，會很辛苦。但我希望這群人可以繼續抱有昐望，相信明天會更好，相信不正常的事會有一天被扭轉，希望是這樣。”
他鼓勵搬到了英國的人，放下舊日包袱，盡量適應、投入新生活。
他說：“我有一個學生跟我說，他去年到了英國，他說他40多歲，他一生人都沒有想過原來移民是這麼輕易，想不到英國政府突然間這麼疏爽。他填表時說是為了兩名子女，不想子女接受（香港）這種教育，但他一直填，發覺最想移民的是自己。填完以後，他的女兒11歲，他說他不知道怎樣跟女兒說，怕女兒有些朋友，捨不得。誰知道他的女兒說，為甚麼我們這麼遲才移民？因為他的女兒很多朋友都移民了，她以為移民是正常的。”
同時，他亦希望香港人在英國，會繼續為香港發聲、傳達真相、積極參與支援工作。
他說：“我有個朋友，他問我，你可以不要說這麼多嗎？我在香港時他這樣叫我。到我走了之後，他又問我，你在英國會不會好像以前般那麼多說話？反正都到了英國。我就說，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香港是培育我的地方，而我這麼多年來，我都是就公共事務發聲的人。我離開香港是因為現在的香港社會不容許我發聲，所以我到了別的地方，我更有責任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