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多項香港本地及國際調查分析顯示，過去一年香港的新聞自由持續倒退，主要原因與中國因素影響有關。香港記者協會多名成員最近參與反引渡條例修訂大遊行，記協主席楊健興表示，修例將增加香港記者在中國採訪的風險。有學者表示，香港主流傳媒在經濟利益等誘因之下，立場已經傾向北京，加上港府推動引渡條例修訂，更將成為傳媒頭上的一把刀。
1993年聯合國大會宣佈，將每年的5月3日訂為世界新聞自由日，主要是紀念1991年在非洲納米比亞共和國溫得和克(Windhoek)一場為非洲媒體聲援的研討會，當時提出的《溫得和克宣言》統一列出新聞自由準則。
《溫得和克宣言》的主要內容包括，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的規定，建立、維護並促進獨立、多元和自由報刊是發展和維護一國民主與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宣言所講的獨立報刊指的是，報刊不受政府、政治或經濟控制，也不受編寫和分發報紙、雜誌和期刊所需的材料和基礎設施的限制。
宣言並表示，多元報刊指的是，打破任何種類的壟斷，並通過盡量多的報紙、雜誌和期刊，反映最廣泛的社會言論。走向民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世界潮流是對實現人類願望的極大貢獻。
回顧香港過去一年，多項香港本地及國際調查分析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持續倒退，主要原因與中國因素影響有關。
香港記者協會4月中公佈最新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公眾人士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再創新低，只有45分，比對上一年下跌2.1分，跌幅是歷年之冠，為這項調查自2013年開始以來之新低。
記協表示，公眾人士在衡量香港新聞自由時所考慮的因素，也出現重要變化，北京所佔的權重，由往年的第4位，去年躍升至第1位，是6年來首次。
記協的調查顯示，81%受訪新聞工作者認為，香港新聞自由的整體情況比一年前倒退，25%更認為是大幅倒退。自我審查及北京繼續成為主要壓力來源。記協表示，516名受訪的香港記者當中，有112位表示上級有就關於香港獨立的討論向他們施壓，要求不作或少作報導，佔總數之22%。
記協表示，69%受訪者表示，北京官員近年言行側重一國先於兩制，令他們在報導與此立場不同的聲音時感到不安，比例較往年增加6個百分點。記協並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意見還未反映公眾對《逃犯條例》修訂可能令新聞自由空間進一步惡化的憂慮。
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4月中在香港公佈的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顯示，在調查的180個國家及地區當中，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排名第73，較去年下跌3位；中國亦下跌一位至177，排名世界倒數第4位。無國界記者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都受到中國因素影響，香港主流傳統傳媒早已迅速遵守北京的命令。
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在香港接受傳媒提問表示，無國界記者非常關注香港政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因為這會直接威脅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新聞工作者。
艾瑋昂說：“我們以往曾經見過有香港居民被中國當局拘捕，實際上有一位是在香港被抓，另一個則是在泰國被抓。他們被指控的控罪都不是他們被拘捕的真正原因，關注到中國目前的法治狀況，我們不相信新聞工作者被移交到中國的話，可以有保證受到公平的審訊。”
香港記者協會多名成員參與民陣發起的4-28反引渡條例修訂大遊行。記協主席楊健興表示，修例將增加香港記者在中國採訪的風險，中國過去不時發生“羅織罪名”事件，以往記者回到香港便安全，但修例後有正式渠道將身在香港的人移交至中國受審，增加中國採訪的不明朗因素。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近年都處於較低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8位，下跌至今年的第73位，處於一個有問題的狀態，與香港記者協會最近公佈的調查完全吻合，包括中國因素、傳媒自我審查等。
對於香港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17年間大幅下跌55位，楊健興認為，與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的再解讀、再演譯有關。
楊健興說：“即是將一個重心、覺得將一國的重要性越來越放大，將兩制的重要性越來越收縮的話，過往有的平衡就已經失去了。失去了的話，香港的特色、制度的特點，其實就是一些相當自由的，很重要的就是新聞自由，在這些地方越來越覺得因為在一國的情況之下，它覺得國家安全重要，國家利益是重要，會直接、間接影響到一些社會上傳媒如何討論一些敏感議題，港獨的議題、國家安全的一些議題，那些地方的空間收窄了的話，衝擊著自由、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這些都反映在調查的結果上。”
楊健興表示，中國因素對香港主流傳媒的影響，主要是這些傳媒的老闆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很多中國的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令人擔心香港主流傳媒對中國問題的報導，在編採上都可能會受到上級，包括管理層、大老闆一些有形、無形的壓力，短期內看不到有改善的可能。
楊健興說：“變成有一些問題、有一些議題是少採訪、不採訪，特別譬如是港獨的議題，那個就是令到整個媒體的自由度、以致於報導的多元、言論的多元都會有影響的，這個因素我們看是一個趨勢，是一路這樣下去，看不到短期可能會有大的一些轉變，因為始終中國在香港的影響是越來越大，見到經濟、政治(的影響)都越來越大，要改變不容易的。”
對於香港前特首、現任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今年3月中開始，狙擊立場傾向反中的香港《蘋果日報》，指責該報專欄作者李怡污蔑當時剛去世的香港企業家、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梁振英連日高調在社交媒體點名在《蘋果日報》刊登廣告的廣告商，又呼籲香港市民罷買這些廣告商的產品。
楊健興表示，梁振英的做法是不適宜的，畢竟他是有公職、屬於中國國家領導人級別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也是香港的前特首，他的言行會令人覺得是有某種的政治壓力。
楊健興說：“一些做生意的，一個同(北京)中央政府這麼接近的人對一個傳媒，或者甚至講得很清楚，叫他們不要在這些傳媒登廣告的話，無可避免是一種心理壓力，或者一種政治壓力，這個其實是影響了一種做生意的、即是一種營商的環境，香港商業社會，很多商業機構都是在商言商，從市場及經濟的因素去考慮，如果滲入了一些政治的話，其實對香港的經濟、社會都不是好事來的。”
為抗議梁振英有打壓言論及新聞自由之嫌，社民連主席吳文遠4月初發起眾籌，4月8日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頭版廣告，諷刺梁振英，呼籲他“盡快北上取代習總”，48小時內已獲近千人響應，總捐款多達16萬7千元港幣，折合超過21,400美元，反映市民反應相當熱烈。
因為在網媒發表文章質疑梁振英UGL事件，被梁振英入稟法院控告誹謗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來自親中人士對香港言論及表達自由的打壓，手段越來越“污穢”，他舉例最近重開的支聯會六四紀念館，連日來有疑似黑社會大漢在大廈入口處疑似“威嚇”，他擔心香港公共權力的操作，越來越流氓化及黑社會化。
鍾劍華說：“你看看一個前特首他可以小小事情就出律師信，利用法律來威嚇你，或者可以透過數廣告的方式，去令一些廣告商要自我克制，來趕絕一張報紙，這些都是一些很不文明及很野蠻的手段，我當然會說香港人，就算我自己也是這樣的態度，就是你不可以因為有人嚇你，就自己調節吧，若果你真是自己調節就中了他計了是不是﹖”
鍾劍華表示，能夠保持中立的香港主流傳媒已經不多，還有一張主流報紙不斷被“數廣告”，令更多主流傳媒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他認為香港的主流傳媒在經濟利益等誘因之下，立場已經傾向北京，加上港府推動引渡條例修訂，更將成為傳媒頭上的一把刀。
鍾劍華說：“我覺得如果這條法例通過的話，可能進一步令到香港的言論自由會受到壓縮，很多人會更加擔心，你看看最簡單(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都要在法例審議未開始前，都已經走去台灣，我覺得那種潛在的威脅很大，對於很多仍然都想繼續捍衛香港的制度，願意為些事實發聲的人來說，這個是一把掛在頭頂的刀及劍。”
曾經因為寫文章批評中共簽署新的中俄邊界協議，被中國當局控以間諜罪入獄的時事評論員程翔，參與4-28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參與遊行不是基於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修訂會影響所有香港人。程翔又表示，據他了解，已經有一些知名的出版社，終止在香港出版一些書籍。
程翔說：“因為我們香港人是很崇尚自由，而且是對中共的一些做法是很反感的，我們現在香港還有一個空間可以發表我們的意見，而這個修例之後呢，會連這個空間都無。我可以很實在告訴你，現在我知道有一些本來很出名的出版社，提出這個條例修訂之後，已經馬上終止一些原本出(版)的書。”
程翔沒有進一步透露終止出版的書籍的具體內容，他又說修例通過之後，再加上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的話，到時中國的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港，同他一樣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可能真的要考慮離開香港。
程翔說：“因為現在我在香港未有23條之前，我在香港的言論是受保護的，如果23條(立法)之後呢，他可以說我這個言論是顛覆國家(中國)政權的，它(中國)就可以按23條的要求，將我引渡回去(中國受審)。”
香港記者協會星期五(5月3日)發聲明表示，早前已聯同多個傳媒工會及機構致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要求會面商討業界深感憂慮之《逃犯條例》修訂。保安局日前回覆表示，李家超未能抽空會面，記協對於李家超一方面積極與商界代表會面，卻未能抽空與傳媒業界會面表示遺憾，實難免令人覺得局方漠視傳媒行業的訴求。
記協表示，《逃犯條例》修訂不單對商界或對傳媒行業有所影響，對整個香港的市民亦影響深遠。他們憂慮，一旦修例落實，現時香港僅餘的言論、出版及新聞自由空間，將嚴重倒退，記者因憂慮人身安全，面對無形無盡的心理壓力，亦將造成寒蟬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