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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全面復興傳統文化 “就是兩個字:帝制”


帝王崇拜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圖為湖北武漢市場上出售的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畫像為封面的2021年日曆。 (路透社2020年12月7日資料)
帝王崇拜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圖為湖北武漢市場上出售的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畫像為封面的2021年日曆。 (路透社2020年12月7日資料)
中共全面復興傳統文化 “就是兩個字: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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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剛過,中國一些網站再次刊登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 引起廣泛的議論之後又撤回。有評論說,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共破壞的。還有人說,所謂復興就是兩個字:帝制。

高調仰視舊有文化 各方議論不絕於耳

共分四大部分18條說明的意見書說,“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實際上,這份意見書早在2017年1月25日已經發出,此後每年都會在一些官方網站上重提;而本次再度重提之後又被神秘撤回,不過,卻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和議論。

“中國瞭望”稱,中共執政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性破壞,現在聲稱要“復興傳統文化,本身就是巨大的諷刺”。

中國政治評論人士吳強博士。 (美國之音中文網2020年9月2日資料)
中國政治評論人士吳強博士。 (美國之音中文網2020年9月2日資料)

中國政治學專家吳強博士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說,提出復興傳統文化,應該是為了“彌補和代替早已解釋不通的馬克思主義學說”。

吳強說:“文化保守主義在習近平上台以後一直存在;現在再度提出,可以為明年的中共第二十大的意識形態的修正起鋪墊作用,為習的第三和第四任期在文化上作準備。”

吳強指出,二十大基本將圍繞解決理論瓶頸的困難。現在,理論學者、大學教授要在此之前做文化取向上的意識形態建構,“看得出,習會在明年二十大上以一個帝王君王的角色出現。”

北京天安門八九中國民主運動領袖之一王丹在臉書上說,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就是兩個字:帝制。”

加州州立大學教授宋永毅告訴美國之音,撇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不說,儒家文化講究“道高於君”,就是理道高於君王,這與西方民主理念不謀而合,“中共能複興這點嗎?”

吳強說,這種所謂復興的提法根本沒有新意,“無非是用來規訓中國精英和老百姓的那一套,結果就是殭屍復活、沉渣泛起”。

有分析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理念各有視覺和主題,比方說儒家、法家、墨家、道家和佛家世界觀都不相同。中共要取哪一家呢?

中國知識界高舉“中國人”旗幟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歐恩彼教授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歐恩彼教授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歐恩彼(David Ownby),在接受美國胡佛研究院採訪時說,在前蘇聯垮台、中國崛起和美國2008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很多知識分子認為,歷史進入了轉折時期,感到“現在進入了中國世紀,這當然導致了中國的自我慶賀。我看到的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利用這個機會,幾乎重新思考了所有的事情,包括中國的過去、今天和未來。”

歐恩彼指出,這其中就包括一派新儒家知識分子。這個流派認為,一百年前擺脫儒家思想的五·四運動,“是一個負面的思維,是試圖用西方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就是用自由民主或者蘇聯社會主義來解決問題。這兩者都不對。他們的意思是,中國現在的成功,是中國重新發現其文化核心,與強大的民族傳統相結合的產物;他們認為,我們成功了,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英國廣播公司BBC刊文稱,所謂的中華民族,或者中國人,應該是包含蒙古族、藏族、維族等在內的五十六個民族。但實際上,中國官方主流所說的中國人,主要指佔人口90%的漢人;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的是漢文化的復興。

有網友調侃說,實際上,無論回到中國歷史上哪個朝代加以復興,“那些都沒有能夠延續下去呀。”

馬列已僵,知識分子助推中國夢

歐恩彼指出,清華大學的甘陽教授提出,要統一三大“傳統”,即儒家思想的人格主義、毛的公正感和鄧的市場效率;“他認為,正是挑選了這三個傳統並加以合併才實現了騰飛;所謂的中國夢,就是既是保守主義,又是烏托邦”。

歐恩彼認為,這樣的思考大概從2000年就開始了,持續了大約15年,發生在習近平提出中國夢政治口號之前。

歐恩彼說:“習近平上台之後,還是試圖聽從知識分子的聲音,後者提供內容,習近平將之推上檯面。知識分子向習近平提出了建議,讓他採用儒家內容,加上新左派思維,生產出一個中國夢和偉大的民族復興之類的理念。”

歐恩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種種思考,都不是關於個人自由,也不是關於脫離共產主義極權的自由。

有分析稱,“自由”才是中國與文明世界的分水嶺;即便在傳統的專制制度下,人民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遷徙自由;而在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出現的共產極權下,人民不僅沒有發言權,連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由都喪失了(大饑荒時期,人們出去要飯都需要憑證明),可見,極權比專制要可怕得多;“而極權的對立面就是民主和自由。”

歐恩彼教授說:“美國幻想過,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自由和民主將成為必然的結果,但是這沒有發生。為什麼?我認為,部分原因是來源於前蘇聯的坍塌。美國人認為,蘇聯奔潰太妙了,共產主義終於倒台了;但是,中國人卻完全沒有慶賀蘇聯垮台,儘管我不知道中國和蘇聯之間存在多少愛。中國看到的是廣泛發生的政治混亂,帝國的奔潰,國家影響力的消失。這點對他們影響深遠。西方觀察者不知道是否注意到這一點。”

研究中共政治運動史的專家、加州州立大學的漢學家宋永毅教授 (美國之音2020年1月資料)
研究中共政治運動史的專家、加州州立大學的漢學家宋永毅教授 (美國之音2020年1月資料)

加州州立大學的宋永毅教授對美國之音說:“總體來說,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自由的追求,大大低於狹隘民族主義,和所謂的富兵強國的追求。這是他們的一個老傳統。”

宋永毅說,舉例說,194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希望中國民主派人士的中間勢力發揮作用,“但是,中國的所謂民主黨派為代表的中間勢力,以及他們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其實不像美國所以為的那樣,是帶有西方思維的自由主義者,他們根本不是中間勢力,只是中共的幫閒。”

宋永毅說,不過,鏡頭回到今天,最近幾十年,這樣的格局有所變化,像許章潤等這樣一批知識分子,已經放下了狹隘民族主義思維,“前景還是樂觀的”。

政治學專家吳強博士說,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中共過去一百年中,一直把自己打扮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兒、承襲者和旗手;但是,今年中共百年,不會再提五·四,而是要成為叛逆者,回到被自己打倒的孔家店的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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