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最新發布的民調顯示，有高達44.4%的中國受訪民眾指出，過去一年內，他們只花了1,000元人民幣(美金154元)在休閒消費開支上，也就是說，每人每月平均的玩樂基金只有83元人民幣，相當於只夠買兩套麥當勞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
對此，部分專家分析，如果對照中國總理李克強於6月份所指出的，中國有6億人口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那麼，社科院這份民調所彰顯的是：中國絕大多數人不僅賺得少、基本開銷以外的花費也少，而且貧富差距問題可能相當嚴重。他們說，這都打臉官方所宣稱之“中國從今年起已全面脫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里程碑。
此外，雖然中國近期的出口表現亮眼，呈現出擺脫疫情陰霾、經濟复甦的榮景，但檢視中國所設定之內、外雙循環的發展主軸，其中，在外循環上，中國經濟未來恐難逃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趨勢的負面衝擊。而在內循環上，中國內需市場在人民賺得少、花得也少的影響下，如何拉抬成長力道，也構成挑戰。
再加上，勞動市場出現結構性矛盾、以及少子化、人口老齡化和嚴峻的失業前景若無法有效解決，專家說，官方要力爭在2035年邁入中等發達國家，也就是，要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倍增到2萬美元，此一難度亦非常高。
民調：四成民眾年均休閒消費在千元以下
據中國新聞網報導，中國社科院上週二(11月9日)發布的問券調查顯示，過去一年內，中國國民年均休閒消費為5647元人民幣。其中，個人休閒消費開支在人民幣1001-3000元的佔22.7%，在人民幣3001-5000元的佔10%，人民幣5001-10000元的佔11.1%。11.8%的人年休閒消費開支超過人民幣10000元，但卻有高達44.4%的人一年的休閒消費開支只有高收入族群的十分之一、在人民幣1000元以下。
如果以此民調結果為樣本，放大與中國14億的總人口對比，這代表有6.2億人每月只有人民幣83元的玩樂基金，也許只能上上麥當勞、多買兩套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
另有3.2億人每年則有人民幣3000元以下、相當於每月約人民幣250元的玩樂基金，或許可以上上餐館，吃頓中高檔的牛排大餐。
唯有1.6億的富人族群才有高於平均值的休閒消費，手邊每年有人民幣上萬元的餘錢可以花在娛樂消遣上。
中國真的脫貧了嗎？
對此，台灣中經院副研究員吳明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從這份民調可以看出，多數中國民眾仍著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費，少有休閒娛樂消費，而且低收入人口的佔比仍高，再加上貧富差距嚴重，實在讓人很難相信中國已經做到全面脫貧、也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的階段。
他說：“這個(民調)代表說，其實(中國)大陸大部分的人口的所得還是很低的，它的所得分配的惡化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貧富差距是非常嚴重的。雖然，它的最低工資每年都在漲，但是它的勞動者所得其實相對地被剝奪感是越來越重的，因為，富(有)的(人)越來越富有。勞工的所得雖然在成長，但是成長速度遠低於那些資本家(所得)的一個成長速度，而且物價也在漲。”
吳明澤說，333原則是小康社會基本的評估準則，意即，一般小康家庭會將其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維持基本溫飽的生活開銷上，另外三分之一做為儲蓄，最後的三分之一則作為生活享受和休閒娛樂的花費來源。
除非大多數的中國人只掙錢、不花錢，否則，他說，此民調顯示，中國可能有超過六成的人口(約9.4億人)每年的休閒花費都低於3000元人民幣，代表他們過的僅是糊口的日子，實在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富足的小康社會。
因此，在此消費力道下，中國未來要靠擴大內需來支撐其經濟，很多分析人士都不表樂觀。
也因此，中國規劃要在2035年邁入中等發達國家，也就是，要將人均GDP從現行的1萬美元水準翻一番到2萬美元，吳明澤也認為，難度相當高。
改革開放前，中國於1987年的人均GDP只有230美元左右的水準，直到2019年才將人均GDP衝到1萬美元，這等於花了40年的時間才達到的里程碑。
吳明澤說，中國要在未來15年內，將人均GDP再翻一番，達到2萬美元，這代表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都要維持在5%左右。他說，以中國現今的經濟體規模來看，依照大型經濟體的經驗，成長速度通常只會隨年遞減。因此，他說，中國要年年維持5%的經濟成長，很難，除非中國官方透過擴大政府投資來補足每年成長率的不足處。
另外，吳明澤指出，從恩格爾係數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是否已達到富足程度。該係數代表的是，糧食支出佔總支出的比重。
據人民日報報導，中國的恩格爾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約70%降至2019年的28%之水準，代表整體社會都已達“富足”的程度。
中國官方失業率低估
不過，吳明澤說，中國的諸多數據都有美化水分或特殊的計算基礎，可信度都有令人質疑處。
例如，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今年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持續下降，10月約在5.3%，疫情過後的失業已經漸漸好轉。但吳明澤認為，此數據嚴重失真。
他說：“中國失業率不可能只有6%-7%，應該至少有10%以上，10%-15%，我覺得都有可能，因為確切的農村的這種地方，你是調查不到(農民工的失業)的，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現在的大陸的一個外商離開的狀況其實蠻嚴重的。”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和全球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帶動下，外商退出中國市場的規模和速度若持續加大，對中國就業市場的影響不可小覷。據吳明澤觀察，目前中國高校以上之高端人力的失業率較高，基層人力仍呈短缺的態勢，失業率較低。
中國目前有兩類失業率數據，一是由失業者主動登記的數據，但因大多數人前往登記的意願不高，因此，該失業率數據嚴重失真。另一種失業率是根據政府當局在城鎮所進行的調查所取得的失業率，不過，只針對城鎮就業人口，未計入來自鄉村進城工作廣大的農民工。因為，按照中國當局的解釋，農民工既使失去了城鎮的工作，也仍可以返鄉務農耕作，身份只是從“工人”轉回“農民”，因此，不算失業人口。
在此前提下，中國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王長城評估，中國的失業率就算加計失業的農民工，應該也只會略為爬升至7%左右。
他說，中國的失業率還算溫和，勞動市場受到少子化和老齡化社會的影響，人力供給總體來說越來越短缺。尤其就業市場受到產業轉型的影響，出現結構性挑戰，也就是說，因為部分產業轉型升級後，所需的技能不同，使得有些工作找不到好手，而有些失業者也難再找到合適的工作。
他向美國之音表示:“有工作找不到人的就是找不到合適的人，有人找不到工作也就是他不能適應產業升級這類新技術發展帶來的需求，所以，這個結構性矛盾目前是中國的勞力市場上的一個主要的矛盾。”
王長城說，中國政府已經透過就業培訓來提升求職人才的技能，以解決此一結構性矛盾。
貧富差距加劇？
針對中國的貧富差距，王長城則說，中國過去靠“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策略來帶動消費，也因此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因此，未來中國要靠擴大中等收入階級來刺激和帶動消費增長。
至於如何拉抬中等收入階級呢?王長城說，一是增加其財產收入，二是透過要素市場化的配置，包括人力、資本、技術和數據的鬆綁，使其更符合市場行情，而且鼓勵創新來帶動附加價值的增加，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
不過，股票投資和房地產是大部分中國民眾財產收入的最根本項目，但針對房價，根據中國社科院另一份報告的結論顯示:中國樓市上漲神話已經出現破滅，“房價“只漲不跌”的時代過去了。“這似乎為中國人民未來財產收入的可能增長帶來挑戰。
根據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住房大數據項目組於12月初所發布的《中國住房大數據分析報告（2020）》顯示，已有20個城市的房價自其歷史高點以來的下跌幅度都超過10%以上，其中，包含6個京津冀城市（北京、天津、保定、廊坊、石家莊、邢台），3個北部灣城市（北海、防城港、海口），3個山東半島城市（濟南、青島和淄博），大灣區城市2個（肇慶、清遠），成渝城市群城市2個（眉山和南充），中部城市2個，滇西城市1個，黔中城市1個。
對此，王長城說，他相對樂觀，因為中國不動產要大幅走跌的可能性不大，他說，一、二線大城市的房價有支撐，還有漲勢。過去三、四線城市的確蓋太多、出現不少鬼城，但他說，房地產商已經受到教訓，不會再往這些需求平坦的城市投資，再加上，政府正積極號召全國各地學習湖南省長沙市的房產調控機制，會把房價下跌的空間維持在3%-7%的合理範圍。
至於中國討論了十多年的延遲退休政策，今年也似乎有了落地的苗頭。
延遲退休恐引發民怨
對此，王長城說，這主要是為了因應養老金提撥不足所帶來的財政壓力。他說，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市場衝擊不大，因為老人所擔任的職務，年輕人無法馬上取代，因此，無排擠效應。
他說：“延遲退休除了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慢慢地越來越短缺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養老金的支付壓力越來越大，因為人均壽命在延長。”
台灣中經院的吳明澤也表示同意，他說，隨著人均壽命延長，人會越來越晚退休、退休金也會越領越少，這是一個全球的趨勢，中國也不例外。他說，在中國，延遲退休年齡只會放緩人事的升遷速度，但據他的觀察，中國職場的干部階層都很年輕，所以，問題應該不大。
不過，他提醒，延遲退休必然會引發極大的民怨，台灣之前推行軍公教年金改革時的經驗即為一例。
針對延遲退休的討論，中國網民透過微博的發言大多已怨聲連連。
一位網友糾正：“不是退休，而是延遲領退休金。明顯偷換概念。”
另一位網友則批評：“這就是人血饅頭啊….要不我們都不交(養老保險)了，攢點錢養老？”
還有一位網友嘲諷地問:“利益集團要開始瘋狂割韭菜嗎？“
看來，中國未來如何改革養老金制度不僅會影響其財政的健康，更可能帶來維穩的政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