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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十四五”規劃 學者:內循環代表中國競爭力跌至谷底


資料照:北京中央商業區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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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9屆五中全會閉幕後,“雙循環”、“內循環”、“擴大內需”和“科技自立自強”成為中國下一個五年(十四五)經濟發展規劃最重要的戰略方針。對此,多位學者不表樂觀。他們說,如果中國不積極改善對外關係,此一側重國內迴圈的戰略方針不會有太大效果,而且,若是中國真的做到了百分之百內循環,中國的競爭力也就走到了谷底。

科技內循環不可行

對於中國要朝“科技自立自強”的方向發展,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表示不以為然。

他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科技行業如果做到了百分之百內循環,那一天就是它的競爭力走到了谷底的一天。”

陳志武說,以史為鑑,不管是過去的蘇聯,或者是計劃經濟制度下的中國,百分之百自我循環的開始就是創新和競爭力非常弱的時候。他指出,中國雖然有14億人口,但光靠國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來打造科技實力是不夠的。

他說,從宋代以來,中國就不曾在科技創新上當過主角。而中國在過去20年來所打造出的科技創新環境和火旺局面,就是因為受到了美國在資本上的鼓勵和技術上的扶持。因此,他認為,如果中國開始走內循環的路,就會把過去所積累的創新能量給壓制下去。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研究所所長劉孟俊則表示,中國在半導體業的技術能力遠遠落後美國,這也是它未來在科技上要提升的障礙。但少了美國的協助,這將會是它未來最重大的“勒脖子”之處。

“勒脖子”的半導體

劉孟俊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現在的策略看起來是要利用科技的突破來發展新興產業,以維持經濟成長和永續發展,但此一策略也受到以美國為首所帶動的對中科技圍堵而出現困境。

以美國對中國通訊公司華為的封殺為例,據澎湃新聞近日引述華為內部的刊物指出,華為董事長任正非承認:“華為今天遇到的困難,是華為設計的先進晶片,中國基礎工業還做不出來。”任正非一席話為中國做不到“科技自立自強”做了最佳佐證。

另外,劉孟俊也說,中國推動內循環或雙循環的目標也面臨很大的挑戰和不利因素。其中,中國人口快速老化,不僅代表生產力會下降,也將導致需求疲弱。

據恆大研究院的分析,2019 年中國的出生人口降至 1,465 萬,而且可能持續走滑,預估2030年將降至1,100萬以下。但中國65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卻急劇走升,2019年時的佔比已達 12.6%,預估此一佔比將於2022年突破14%,代表中國正式進入深度老齡化的社會。

此一人口趨勢凸顯了中國社會“未富先老”的深度問題,因為該研究指出,相較於美、日、韓老年人口佔比達12.6%時,這三國的人均GDP都在2.4萬美元以上,但中國同期的人均GDP卻只有1萬美元。這充分說明,中國老齡人口對中國十四五的內循環和擴大內需等戰略方針所構成的不利因素。

中國人口老化不利內需

而中國在管控人口老化風險的同時,也正面臨數十年來最大的經濟困境。一般認為,如果中國難以維持GDP6%的經濟增速,將難以抵消人口老化之經濟衝擊。

陳志武也說,中國的人口雖然龐大,但還不具備條件,可以打造出自我循環的市場經濟。

他解析,中國的內需市場歷來就大。一百年前,中國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19世紀初期時,中國人口佔全球40%,但今天中國的人口只佔全球的20%。因此,他問,以相對需求量來看,中國百年前的消費需求是今天人口所能產生的消費需求的兩倍,但中國為何從以前就無法成為全球主流的內需市場呢?他說,一百年前做不到目標,現在難度也更高。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表示,如果在美中關係緩和的前提下,中國致力於解決內部經濟結構矛盾,還可以實現經濟的良性增長。但現在兩國關係面臨不確定性,內循環的規劃是不太具效果的。

他說:“外部環境能否改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能否改善對內循環構成非常大的制約。”

改善外部關係是關鍵

他說,在外部不確定因素太多下,中國下一個五年的最大挑戰就是消費萎縮。尤其,在貿易和出口受挫下,企業的營運能力將受到衝擊,也會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薪資水準,屆時,民眾的消費力就不可能太強勁。再加上,中國總理李克強六月中也證實,中國有6億人口的月收入還不到1,000人民幣(150美元),在此前提下,他說,讓人很難對中國的內需前景抱持樂觀的看法。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劉孟俊建議,中國如果真的要做到擴大內需,就應該進行戶籍改革,以積極吸引農村人口進城,進一步擴張二、三線城市。

也就是說,中國應該要聚焦“城鎮化”政策,因為,只要農村人口進城,他們除了吃飽穿暖的基本需求外,也會有更高端的消費需求。不過,他說,城鎮化政策也並非萬無一失,因為,農民工進城後也同時帶來龐大的就學、就醫等社福負擔,這是中國政府要抉擇和精算之處。

他說:“讓農民工進城是解決消費,但(社福負擔)同時也帶來政府龐大的財政赤字,尤其是地方政府。”

此外,劉孟俊預估,中國力推“一帶一路”和“雙循環”也會帶來副作用,亦即,可能加劇中國外匯存底的問題。他說,一帶一路、雙循環、持續開放外資進入中國內需市場等政策都會讓人民幣走升,更不利於中國出口製品的價格競爭力。兩相影響下,中國的外匯存底也會越來越少,將使得中國的外匯扣掉要還的外債,能動用的額度就更有限。他說,這對在糧食和能源等方面大量依賴進口的中國來說,就會導致缺乏外幣可以購買這些進口所需的物資。

中國被迫的選擇

針對外界對中共中央十四五規劃所提出的負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宋泓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表示,外界的理解有偏差。

他說,十四五的規劃反應了國際真實的大環境。隨著中美交鋒白熱化、美國對中國祭出的諸多限制、以及在新冠疫情對外部需求和各國經濟的衝擊下,中國推動“內循環”、“雙循環”和“擴大內需”都是“自然的選擇”。他說,就如同,各國在1997年或2008年時,因為金融風暴所導致的外部不利環境,也都是力推擴大內需來維持經濟的成長一樣,中國並不是要搞鎖國式的內循環。

至於“科技自立自強”, 宋泓說,也是外部限制下的一種“被迫的選擇”,不代表中國要關起門來發展科技。

宋泓批評美國“霸道”,動用國家的力量來打擊如華為、中興等個別中國公司,而且實體清單越來越長,讓很多中國企業都無法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下取得關鍵技術,甚至因此倒閉或無法在市場上生存。他說,這是過去數十年來全球化和供應鏈發展下從沒發生過的先例,因此,在此前提下,中國祇能很無奈地自行發展部分技術。

宋泓承認,美國有科技上的優勢,尤其在晶片和半導體上。因此,基於在這些關鍵領域上的落後差距,中國要發展自己的系統會是很艱難的一條路。不過,他說,凡是關係到國家戰略發展的核心產業,中國會努力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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