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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壓之下步步堅持: 跨世代記者談香港新聞自由


星期天傍晚(2019年4月26日)在港島東的太古城中心內的“和你唱”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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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的2020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第80名,比去年下跌七位,不但是史上排名最低,更被歸類為第三級“問題明顯”。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排名下跌原因是在港人要求民主的示威期間記者所遭到的待遇。

兩位跨時代的香港記者回憶了抗議運動期間的親身經歷,其中一位從業十幾年的資深報人說,在香港新聞自由“半死”的狀態下,新老記者要“一步一個腳印去堅持”。

“這個排名其實很可怕,香港作為一個發達地區,但卻擠不進世界前五分之一的排名。”陳朗升是《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也是香港記者協會的執行委員。從業16年,他觀察到香港新聞自由的情況每況愈下。他說,“最嚴重的有三方面:第一,是資訊的接觸;第二,是記者的採訪權利,第三,是受到資金來源的壓力。”

警察暴力、財團壓力阻礙記者採訪

回想起去年開始的社會運動,陳朗升曾經多次被胡椒噴霧噴中,又被催淚彈的碎片射傷。“6月12日當天,我見到有軍裝警員拿著胡椒噴劑,噴射採訪的記者。我們是否做了暴力或違法的行為?沒有,我們只是在拍攝。”他看到記者遭到警員辱罵,被布袋彈槍打中背包以及印尼記者被攻擊致永久失明,陳朗升感慨今天作為記者,需要付出代價,也直言已經做了被捕的心理準備。

陳朗升表示,香港主流傳媒幾乎全部由大財團提供資金,而這些財團往往跟北京政府關係千絲萬縷,為旗下記者報導造成困難。“我認識一位記者,在親北京的傳媒機構工作,他曾撰寫一篇報導,但報導刊出時,他發現內容被大幅刪改,跟原稿完全不同,但沒有人在刊登前通知過他。 ”

學生記者初見證新聞自由困境

除了富有經驗的記者,反送中運動亦為初出茅蘆的學生記者提供了演練的機會。浸會大學的學生記者Chole在6月9日的遊行首次外出採訪,也首次感受到新聞自由的緊縮。“當天第一次採訪示威,我沒有預期過自己會被速龍小隊(特別戰術小隊)持槍追捕。當時我拿著攝影機,很強烈感受到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卻要受這樣的對待。”

Chole從前認為,香港有不同立場的報章,記者可以撰寫有興趣的題材,算是相對自由。然而作為學生記者的經歷,改變了她的想法。“科技大學學生記者被校內高層警告報導題材要小心還擇,說高層有留意他們的立場。作為學生記者應該是最自由的階段,現在連我們也會被刻意阻撓,我沒有辦法想像我兩年後畢業,成為真正的記者,可以寫什麼報導。”

北京政府2019年10月宣布,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參加考試,檢驗對習近平思想的忠誠度。Chole很擔心香港媒體將來也會變成官方喉舌。

Chole有心理準備在示威現場受傷,卻沒有想過即使在校內,編採自由也會受阻。一次她正在採訪中國大陸學生撕下民主牆上的文宣,沒想到在眾目睽睽下遭到這名學生的攻擊。“我當時有佩戴記者協會的記者證,卻仍然在保安在場的情況下被該名學生攻擊。作為記者,我堅持中立客觀,不干擾現場任何事,現在卻反過來被干擾採訪自由。”

一步一腳印捍衛新聞自由

經歷被警察追捕,也見證身邊的同學被拘捕和中彈受傷,Chole坦言也有思考過將來是否要成為記者。“你永遠有預感下一個被捕或受傷的就是自己,但思考過後我仍然希望當一個記者。如果連執法者的行為也沒有足夠的監管,小眾的聲音就會越來越沒有人理會,他們受到的不公也會越來越多。”

“我仍然打算當一輩子的記者。”作為老前輩的陳朗升也這樣說。他認為,香港新聞自由由現在的半死,到將來歸零仍有距離,沒有人知道需要多少時間,但在這期間,公眾利益和市民知情權只有靠前線記者去努力爭取。

他說:“在財團壓力影響下工作的記者,他們可能要為一個字、一個鏡頭去爭取;學生記者年輕力壯,則多跑兩步。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唯有靠記者一步一腳印去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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