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阻礙警察執行職務後被法庭獲准保釋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成功抵達英國展開進修之旅後，國際社會對香港新聞自由急速下滑的關注度並未有絲毫減退。相反，“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更誓言，會繼續關心香港新聞界，持續“保密”地為包括公民記者在內的各種傳媒從業員提供培訓課程，讓他們在堅守記者崗位時，能保護自己與受訪者，免墮進不必要的禁區與陷阱。
早於“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中生效前，“無國界記者”便一直關注著香港記者協會的動向。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早前9月初在執行記者採訪職務時被拘捕與起訴，更是“無國界記者”關注的焦點。該組織位於台北的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édric Alviani) 最近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採訪時表示，儘管陳朗昇得以如願在英國牛津 深造修讀新聞課程 ， 但這並不代表事件如釋重 負 ，香港新聞界已經可以鬆一口氣。他解釋，因為這次針對的控罪是衝著陳朗昇的記者角色與香港記者協會主席的身份而來，其政治涵意甚濃。
艾瑋昂：政治檢控陳朗昇 試圖引起寒蟬效應
艾瑋昂說：“很顯然，陳朗昇在採訪時被捕並不是偶然發生的。 這是故意的，他們(香港警方)不只是針對特定某一位記者而已，香港政府針對的目標是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這個行動帶有象徵性質。因為香港記者協會幾十年來一直不懈地在香港倡導新聞自由，並且在過往歲月中也持批評立場。”
艾瑋昂解釋，這個象徵性的拘捕起訴行動，反映了香港政府目前對香港記者協會的不滿，希望透過高調起訴陳朗昇，在新聞業界引起寒蟬效應，從此閉嘴，不再在報導中批評任何政府政策。他坦言，當局要傳遞的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訊息：“記者們，小心點！”
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下跌與“港版國安法”實施互相吻合
“無國界記者”今年5月發表全球新聞自由度排名時，香港排名下跌68級，跌至全球第148位。該組織於2002年首次發表全球新聞自由度排名時，香港不僅在亞洲名列前茅，而且在全球也位列第18名。
艾瑋昂分析，香港排名下跌與“港版國安法”實施兩年來，和最近有關新聞自由的事態發展互相吻合。他說，港府明知“國安法”下難以再對外強調昔日“基本法”所保證的新聞自由，為了避免尷尬局面，最佳的辦法便是向記者施壓，要他們自我審查，甚至是閉嘴，從而達到取悅北京政權的效果。
艾瑋昂並且提到，自去年香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與《眾新聞》等多家非親政府傳媒相繼被迫停刊結業後，香港獨立的公民記者也開始慢慢穩步發展。他認為，香港公民記者的出現，正是步中國大陸的後塵。他說，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執政後大力打壓記者，中國國內以往僅有些微少許的新聞自由空間也完全被扼殺摧毀；現在香港正是重拾著中國大陸的步伐。
艾瑋昂說：“確切地十年前，習近平在中國大陸開始執掌政權的時候，其實他便開始打壓新聞自由。他開始限制主流媒體，特別是公共媒體的新聞自由，從而影響受眾。這種相同的現象或多或少現在已經在香港開始重蹈覆辙。”
主流傳媒失守催生公民記者 香港記者不向李家超提問太太歲數問題
“無國界記者”指出，當主流傳媒受到極權政府脅迫、壓制與操控後，社會大眾自然會對新聞自由的缺失感到失望。該組織分析，當大眾看到一些原來有新聞價值的事件遭到低調處理，或故意遺亡，甚至索性不予報導時，一種失落無助感，甚至是沮喪便會油然而生。其結果最終會導致大眾自我個人擔當起記者的角色，做一個獨立的公民記者。
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傳媒報導有關自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後的爭議性事件大幅減少，質疑的聲音近乎絕跡。例如，當年8月31日便有指控防暴警察無差別在太子地鐵站內暴打市民，甚至打死人，將屍體運走。這些指控早已絕跡於香港傳媒，不再被提及。
此外，現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今年4月競選時被指故意隱藏其妻子的年紀，避免外界發現他當年與還未成年的太太發生性行為，並涉嫌因此違反香港法律。這些在網上瘋傳的言論，至今也沒有一個香港傳媒記者公開地向李家超提問，只有網上的公民記者圖文並茂提出李家超可能已觸犯法律。
不過，“公民記者”這一詞儘管在中國大陸民間也廣為接受，如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有公民記者張展到武漢實地調查；但在對外自稱還有新聞自由的香港政府高級官員眼中，記者的身份、定義仍是存在極大爭議性。
香港保安局長不接受“人人是記者”觀念 無國界記者認為為何不可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於9月16日公開表示，不能接受每一個市民都可以做記者這種觀念，認為此舉不是專業的表現，聲稱有關做法只會適得其反，使記者行業不會被尊重。他重提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期間的情況說：“有好多人，13歲小朋友又說自己是記者，有些人拿著鏡頭對我們(警方)的女同事拍攝，評頭品足，又說自己是記者，究竟那些才是真正記者，那些不是真正記者呢？”
對此，艾瑋昂反駁鄧炳強的有關言論，認為“人人是記者”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事情的關鍵在於這些記者是否如實獨立地作出報導，履行記者天職。他解釋，只要記者尊重新聞道德，報導事實，不受政治操控，不試圖隱瞞也不操縱事實，便算得上稱職，自然會受到尊重。
艾瑋昂說：“因此，當你考慮這種類型的定義時，是的！即使是一個13歲的孩子，只要他們收集了事實並將這些事實完整地提供給予公眾，他便可以稱職地做一名記者。現在，誰是、誰不是記者？這不是政府的責任，若我們讓政府做出這決定，他們便將做出很多限制，特別是在威權政府或受到威權政權壓力的政府，就像目前香港的情況一樣。”
艾瑋昂進一步解釋，因此，香港政府更應讓大眾隨時隨地從事獨立公民記者的工作，社會大眾會懂得從他們發佈的內容是否宣傳、是否企圖操縱讀者意見、影響公眾輿論，從而區分他們是否記者，而這不是由政府來決定的。
獨立記者堅持考驗、錯誤中道歉 與 分享批判疑問
自《蘋果日報》去年年中被迫停刊關閉以來，一些前僱員繼續堅持鬥志，在臉書開設個人記者賬號，希望繼續發揮記者求真監察社會的功能。其中，前《蘋果日報》人物專題首席記者陳珏明今年1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道出了其堅持理想的真諦。
陳珏明當時說：“前景我想是悲觀的，但是在悲觀的裡面又這樣說，在世界上最極權的地方，都仍然會有新聞工作者嘗試在狹縫的裡面繼續工作，當然就因為這樣要付出代價，我想這個就是時代給我們的考驗了。”
王俊彥錯報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現身英國機場 事後向外致歉
除了沒有固定收入，理想不能當飯吃外，即使不愁柴米油鹽，要做一個有信譽、有公信力的獨立公民記者，在沒有龐大新聞機構的資源下，也可能會輕易犯錯，錯報消息。已移居英國的前香港無線電視新聞主播王俊彥便因核實消息來源的嚴謹程度，錯報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在卸任後今年7月中與丈夫出現在英國機場。
王俊彥事後在其《各位，我係王俊彥》的臉書及YouTube頻道撤回7月16日的帖文，並且致歉。他承認，由於處理過程中，僅憑單一消息來源，未有作進一步核實，有欠審慎，核實不足，這則消息帶來當事人及公眾各方諸多不便，承諾往後將以更嚴謹更謙卑態度，處理所有新聞資訊。他寫到，懇請各位前輩、同行及關心香港新聞的朋友，繼續給予批評指正。
林妙茵引述數據 讓公眾思考0+3防疫政策的理據所在
此外，香港有線電視新聞台前港聞助理總採訪主任林妙茵，因不滿其主理的調查專題組《新聞刺針》全員於前年12月初被裁而憤然辭職後，也在臉書上繼續發揮其新聞專才本色，分析時事，向業界與大眾提出良善建議。
9月26日香港政府推出新防疫政策0+3 (即入境旅客免除酒店檢疫要求，只需接受3天的家居隔離監察)，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記者會講解政策頓時成為焦點。由於他早於今年2月21日曾經公開說“與病毒共存 等同共赴黃泉”的言論，因此外界關心他現時放寬防疫政策，是否“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林妙茵在臉書上引述“黃泉論”發表當日的香港確診7533宗數字；與宣佈放寬0＋3新政策當天有5387宗確診個案相比，引領讀者思考為何這些數據上的差距，足以使盧寵茂可以達致“當日黃泉、今日安全”的結論？在當天的記者會上，由於特首李家超與盧寵茂同場出席記者會，最後因安排上盧寵茂也是沒有回答這條相關的問題。
林妙茵寫到，“問題越長，回答者越容易選擇性作答，或選擇性不答。你問六、七題，我漏答一題，是人之常情；你一矢中的問一題而我答不上，那幾秒語塞便是新聞。是否問得越多越巴閉？值得思考一下。”
無國界記者對香港發展公民記者現象并不悲觀
“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指出，香港的新冠防疫政策，除了影響著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外，也牽動著每一位關心香港的海外人士，所以，這也是香港獨立公民記者有空間生存的理由，他本人并不持那麼悲觀的態度。
艾瑋昂說：“顯然，在香港當記者還是可以的，不僅在主流媒體，還可以做獨立(公民)記者。全世界都渴望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香港境內正在發生的事情。 COVID-19 新冠大流行限制是怎麼回事？這些地方的疫情是怎麼回事？全世界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國，更多地了解香港，所以我認為獨立(公民)記者與願意付費接收香港訊息的媒體合作並不困難。”
不過，艾瑋昂承認，不悲觀並不等於前景充滿希望。他也意識到，無論是為主流傳媒還是獨立地以個人身份工作，香港記者面臨最主要的問題仍是國家安全法，因為現在他們頭頂有一種永久的威脅，即無論他們寫甚麼，無論何時寫，總有一天他們可能會被指控犯有危害國家罪。這種非常模糊和定義不清的法律，不僅危及身處香港的記者，即使是在香港以外的記者，實際上也可能因國安法下的罪行而被中國當局追究和判刑，即使他們從未涉足香港。正因如此，香港目前已經出現了記者人材外流的現象。
港版國安法下記者人材外流 選擇留下敢於報導敏感題材者風險更高
艾瑋昂說：“目前已有大批記者離開香港，遷往其他地方，無論是往美國、歐洲還是其他亞洲國家。 而這種趨勢實際上是可怕的。香港甚麼時候會演變成一個沒有人可以報導某些話題的地方？這是一個可怕的趨勢。”
他續分析，那些決定留在香港的記者將面臨更大風險，因為他們會很容易被當局辨別，身份變得更加突出明顯，尤其當大多數傳媒無法涵蓋報導某些敏感話題時，若有一位獨立記者作出報導，他們便會有更高風險，可能會受到騷擾或被捕。
無國界記者已為香港記者展開網上培訓 提高保護自己與消息來源能力
正因這樣的處境，“無國界記者”近年已經為香港記者提供網上培訓課程，藉此增進傳媒機構和獨立公民記者保護自己和消息來源的能力。艾瑋昂介紹說，這些包括以粵語作培訓語言的課程，無異於該組織在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以來正在進行的工作，旨在協助傳媒機構和獨立記者培養新聞道德、資訊安全、基本法律的相關能力。
記者瀏覽相關網頁資訊，發現“無國界記者”會引述網絡安全專家 解釋為何記者應盡量使用加密通訊軟件Signal，以便在溝通敏感資訊時保護自己和消息來源。
當記者嘗試了解參加這類課程的香港記者類別、所屬機構、簡單身份背景，以及他們對有關課程的反應時，艾瑋昂婉拒回答，說不能詳細談及，儘管課程是公開的，但參加者均希望能將身份保密，避免曝光。
艾瑋昂說，儘管在世界各地的新聞從業員，都想做調查報導，得到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但不幸的是，很多都需要面對專制政府、私營機構甚至是“黑手黨”，履行記者天職甚為困難，有時候更要面對死亡威脅。他說，香港記者雖然面對的惡劣狀況未達致如斯境地，但對仍然有心進入此行業的學生，萬分敬佩。
艾瑋昂說：“就香港而言，這當然越來越難，因為現在就讀新聞專業的學生都很清楚這一點，就是當他開始進入這行業時，都會有一些紅線，會有一些限制。 他們必須小心，國安法會威脅著他們一生的職業生涯。但在此背景下，仍有很多記者在香港工作，仍有很多新聞系的學生打算當記者，他們有此非凡勇氣，我們要向他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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