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4月7日）呼籲國會議員批准他的2萬億美元基礎設施計劃。拜登說，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對未來的投資上跑到美國前面，“試圖掌握未來”。上週拜登在宣布這項計劃時也多次提到中國。他表示，他的基建計劃目標就是要讓美國贏得與中國的競爭。不過，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基礎設施投資的問題上，美國不應該以中國為參照物。
黃天磊：拜登基建計劃與中國的沒有可比性
拜登的基礎設施計劃包括修繕道路、橋樑、城際列車等交通基礎設施，對車站、機場、港口進行現代化改造，翻新社區，更新電網，擴大寬帶互聯網覆蓋面，換掉飲用水系統中的鉛水管等等。
此外，鑑於拜登對於“基礎設施”的寬泛定義，他的計劃中還包括針對先進製造業、電動汽車業、清潔能源產業和護理業的產業政策，對科技研發的公共投資，以及旨在提升種族、性別和經濟平等的政策等。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天磊認為，拜登的基礎設施計劃跟中國的基建計劃沒有直接的可比性。
他在回复美國之音的郵件中寫道：“拜登的基礎設施計劃不僅僅是關於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它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很重要的種族公平因素，有很大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因素，還有產業政策的因素。這些都使得拜登的計劃跟中國在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後進行的基礎設施投資沒有直接的可比性。不過中國的經驗或許可能提供一些教訓。”
戴維·迪奇：美國並不需要在基建投資上向中國看齊
通過大搞基建來拉動經濟，這是中國政府在面對經濟困境時多次使用的策略。尤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推出了4萬億人民幣的基礎設施投資，帶動了中國基建井噴式發展。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佔GDP的比例是8%，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只有2.4%。拜登總統誓言要扭轉這一局面。
不過，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預算問題研究員戴維·迪奇（David Ditch）認為，美國並不需要在基礎設施投資上向中國看齊。
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本來就應該比我們高，因為他們仍在發展中，而美國已經是發達國家了，發達國家的需求比發展中國家小。”
迪奇同時指出，美中兩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側重點也應該不同。
以高鐵為例。高鐵顯然是中國基建投資的重點之一，中國目前已修建了全長3.9萬公里的高鐵，運營時速達350公里左右，而北京計劃到2025年還要將高鐵總長增加30%。相比而言，美國不僅在高速鐵路的發展上遠遠落後於中國，就連普通鐵路也亟待改善。
作為“火車迷”的拜登總統在他的基建計劃中不僅提出修建新的鐵路，還專門撥款800億美元用於對“美鐵”（Amtrak）進行維修和現代化改造。“美鐵”隨後公佈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鐵路擴張圖，以“2035年願景”回應拜登的計劃。
不過，在戴維·迪奇看來，在鐵路交通建設上追趕中國是沒有意義的。他解釋說，中國人口密度大，城市間距近，所以大力發展城際軌道交通是有必要的。而美國地廣人稀，只有不到10%的人口依靠軌道交通出行，相比而言，90%的人口每天都要使用道路和橋樑，對後者的投資才更符合美國的環境。
“我們不應該把我們要發展的基礎設施與其他國家所擁有的相比，因為其他國家發展基礎設施是基於他們的需求和他們的地理環境。”迪奇對美國之音說。
貝爾特：美國的政治系統是故意設計成讓政府很難做事的
戴維·迪奇的觀點在美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面臨質疑。一些人認為，美國在基建問題上的短處就在於片面重視一時一地的效益，缺乏長線思維和大局觀。
專注於中國的研究公司佳富龍洲(Gavekal Dragonomics)創始合夥人葛藝豪(Arthur Kroeber)日前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中國在衡量高鐵的價值時，著眼於它所能帶來的難以量化的好處，比如對工業效率的提升，這是美國應該學習的。他說：“計算基礎設施的成本時應該考慮到它所能帶來的廣泛的社會效益，而不僅僅是預測收入。”
康奈爾大學城市規劃研究歷史學家托馬斯·坎帕內拉(Thomas J. Campanella)也對《華爾街日報》提出了美國在推動基建項目時的不足。他說：“我們對直接受到影響的居民過分重視，而沒有從整個社會的角度進行必要的考量。”
當然還有效率的問題。拜登總統的基建計劃為期八年，不過在它付諸實施之前還要先通過國會的審核、修改，這將是一個漫長而困難的過程，拜登最初的願景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施還是個未知數。
星期三拜登在白宮表示，他願意在基建計劃上妥協，但不能容忍什麼都不做。他說，“你們認為中國在投資這種數字基礎設施研發方面是在坐等嗎？我向你們保證，他們沒有坐等。但是他們盼著美國民主過於遲緩、過於局限、過於分化，跟不上步伐。 ”
此前美國有很多基礎設施方案都在這樣的博弈中流產，即使是在建設的過程中也因為要照顧各個利益相關方的訴求而進展緩慢。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項目主任托德•貝爾特（Todd L. Belt）認為，美中在基建問題上的差異很大程度上源於兩國政治制度的不同。
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政治領導層、軍隊和經濟是完全統一的，所以政府可以輕鬆地引導經濟的方向，如果它想發展5G，想增加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它馬上就能實現。而在美國，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努力，需要提供激勵、補貼，需要讓人們相信這是有利可圖的，從而推動經濟向某個方向發展，這不是中央政府一聲令下就能做到的。”
然而，中國“指令式”的製度在掀起基建狂潮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天磊指出，中國的4萬億基礎設施投資主要通過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來提振經濟的供給側，這帶來了產能過剩和更嚴重的污染。此外，中國在半導體、5G等高科技領域的產業政策造成這些領域投資過熱，《金融時報》稱其為新的“大躍進”，這可能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
另一方面，中國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還加劇了債務問題。據國際金融協會估計，中國債務與GDP之比已經從2011年的200%上升到335%。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項目主任托德•貝爾特表示，美國的政治制度正是要避免這種因政府權力過大而給社會帶來更大隱患的情況。
“美國的政治系統是故意設計成讓政府很難做事的，這是我們必須記住的一點，”貝爾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