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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北京冬奧會?贊助商面臨的壓力不斷加大


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抗議北京舉辦2022年冬奧會。(2021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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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權利團體敦促同意贊助北京冬奧會的跨國企業抵制他們所說的“種族滅絕運動會”。這些團體呼籲這些公司在2022年冬奧會之前利用他們的平台讓世界了解北京對新疆維吾爾人的迫害。

著名贊助商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家表示支持維吾爾人發起的要求正義的運動。

觀察人士對美國之音說,這是因為這些公司還沒有感受到政治壓力。他們預計政治壓力會隨著冬奧會的日益臨近而增加。

馬塞諸塞州史密斯學院經濟學教授安德魯·辛巴里斯(Andrew Zimbalist)對美國之音說,“我們距運動會開幕還有12個月。我認為有些公司尚未談論抵制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感受到政治壓力或抵制會對他們自己的產品造成的影響。但是他們會感受到。這會越來越多。”

他又說,“美國公司都會評估政治抗議的狀態和抵制的狀態。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憤怒才剛剛開始。”

壞名聲

北京冬奧會計劃2022年2月4日到20日舉行。

《奧運的詛咒:奧運、世足等大型運動賽會背後的經濟豪賭》(Circus Maximus: The Economic Gamble Behind Hosting the Olympics and the World Cup)一書的作者辛巴里斯說,他預計中國新疆、香港和西藏的侵權行為會產生更多的“難堪”和“壞名聲”,可能會給中國主辦冬奧會帶來“非常重大的公關損失。”

辛巴里斯教授說,這可能促使美國飲料公司可口可樂(Coca Cola)或其它奧林匹克全球合作夥伴計劃(TOP)的企業在一場法律戰中動用他們的影響力或與國際奧委會重新談判他們的贊助協議,不過,這種角力由於不利於公關,不會在公開場合進行。

美國之音給幾家奧林匹克全球合作夥伴發出了電子郵件,包括可口可樂,民宿網站愛彼迎(Airbnb)、三星電子(Samsung)和英特爾(Intel)等企業,但多數沒有答复。

歐米伽(Omega)在給美國之音的回復中拒絕就上述議題置評,理由是這些議題超出了該公司作為奧運會官方計時員的角色範圍。

安聯(Allianz)公司對美國之音說,依然致力於執行2021年到2028年間的讚助合約,因為“我們希望有可見度”,不過公司聲稱“對任何類型的歧視都持零容忍的態度。”

向中國磕頭?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Dilxat Raxit)指責國際奧委會和宣揚自身踐行社會責任的愛彼迎等贊助商向中國的經濟影響力磕頭。

迪里夏提對美國之音說,如果這些公司繼續將他們的品牌與“種族滅絕運動會”連在一起,這些公司經會付出商業代價。

他說:“只有抵制才能向中國發出明確信息。任何形式的妥協都會被北京用來推動其政治議程。我們要求對北京主辦冬奧會持更加強硬的立場,因為放軟身段就是掩飾對威權政權的支持。”

維吾爾活動人士在全球運動中要求奧林匹克全球合作夥伴們撤銷對北京冬奧會的讚助。愛彼迎據信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據報導,他們的這場全球運動將把愛彼迎的客房照片與新疆再教育營的照片相比較。

一個由180多個人權組織組成的聯盟也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理由是北京方面的大規模侵權行為違背了奧運憲章。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堅決否認這些人權組織提出的批評。他說:“出於政治動機,試圖干擾、阻礙、破壞北京奧運會的籌辦和舉行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相信這樣的舉動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也注定不會得逞。”中國一直否認在新疆踐踏人權的指稱,並稱那些營地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政治意識的增加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政界人士已經開始發聲。他們敦促各自國家的政府在國際奧委會拒絕把冬奧會挪到另外一個城市舉行的情況下就不要派運動員或外交官參加冬奧會。

辛巴里斯說,政治意識的增加也可能導致運動員通過社交媒體發聲。

辛巴里斯說,估計顯示,運動員在美國推出的吸引粉絲的政治貼文可能會在社交媒體創造12億美元的收入。

但也有人呼籲不要抵制。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主任蘭普頓(David Lampton)上星期在《新聞周刊》( Newsweek )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說,抵制的想法會遇到阻力,並證明沒有效力,就像蘇聯入侵阿富汗後對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進行抵制一樣。

沒有效力的抵制

他又說,除抵制外,“有加強全球準則的其它有效方法。”

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侍建宇(Chien-yu Shih)說,他雖然擔心受到最大影響的不是中國而是運動員,但他還是覺得抵制是適當的。

侍建宇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有必要利用抵制來向中國施壓。但是否應該抵制還是要再看看。我同意此類(抵制)可能不會解決任何事情,只能是讓中國丟臉。中國可能不會在乎,因為自己的形像一直不好。”

北京致遠國際經濟合作研究中心主席王欣(Xin Wang)表示,參加奧林匹克全球合作夥伴計劃的頂級贊助商也不沒有那種真的可以在人權問題上說到做到的奢侈。

王欣對美國之音說,“贊助商主要是為了經濟利益。公司可能會談論權利或與政治有關的議題。但經濟利益將決定他們是否會最終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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