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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狼外交把民情轉化成抵抗外侮的武器?


3月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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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狼外交”在國際舞台表現得愈來愈越高調,不少報導批評中方官員上個月在阿拉斯加會談的開幕發言“不顧外交禮節”。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中方善用只有中國人和華人世界才能聽懂的“待客之道”奪回道德制高點,並以此內宣給以“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人,使之轉化為抵抗外侮的“武器”。

觀察人士提出,中國戰狼式外交風格在上月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中方代表楊潔篪狂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長達17分鐘,被外界指責為“不顧外交禮儀”。

金融時報援引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國安專家布勞(Elisabeth Braw)的話說:“中國政府顯然認為,它不需要遵守早已確立的標準...它覺得自己佔了上風,而且即使被視為違反了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它也無所謂,這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中國外長王毅則說,中方是應美國的邀請而來,但在出發前一天,美國卻發起新的對華制裁,“我認為這不是正常的待客之道。”

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所教授劉正山認為,“待客之道”是阿拉斯加美中互動中最重要的點,中方代表赴美前因為新疆人權問題受到歐美制裁,但中國不採取辯論反駁,而是用中國人和華人世界才聽懂的“待客之道”,暗指“他們(中國)是君子,你們(美國)是小人”。

凝聚民情抵禦外侮

劉正山認為,中方所謂的“待客之道”,比“平視世界”要更高明,因為它爬上道德最高點之後,就可以為自己的戰狼行為提供一個保護傘。因此,中國不但沒有把“禮儀之邦”拋在腦後,反而想藉由“禮儀之邦”的身份,表現出“當君子遇到小人時,錯不在君子”。中國將自己包裝成站在道德製高點的君子後,就可以對國內人進行內宣。

劉正山表示,中國的戰狼外交背後,可能存在著理性因素。外界的批判或許正是它想要看到的局面,並以此逐步完成它的戰略步驟。

劉正山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所做的內宣,某種程度剛好讓它有一天把民情統一之後成為武器,現在內宣效果,對內高壓,為的是形成一個聲音,可用的民氣成為對外經營的武器。它現在戰狼外交就是為了下一步的氣氛到來而準備,有助於內宣,讓大家覺得成為抵抗外侮的是我們的中央政府,宣傳幾次成為民情之後,就可以往外變成武器。”

劉正山表示,中國非常有可能這麼做,因為民情統一有助於鞏固習近平統治的正當性,正如新冠疫情發生後,各國都在重新鞏固對政府的信任一樣,北京正以領先各國的速度完成收攏民心的工作。

中共內部鴿派消音

劉正山並表示,“戰狼外交”顯示出中共領導層內部“鴿派”落居下風,甚至是“消音”了。他說:“整個中共領導團隊已經進入一個沒有鴿派聲音的狀態,就是在組織呈現了一個內部不對話所形成的一個偏(鷹派)的現象,這個'偏'主導了整個全面表態。並不是以前(戰狼)不存在,現在才存在,而是現在鴿派已經沒有聲音了,所以不是突然間有戰狼,而是戰狼一直都存在,但有一個過程讓鴿派消音了。”

香港“蘋果日報”的報導援引分析人士的話說,中國人在美中會談後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騷動,“是很典型的義和團式排外的,是創傷的、非理性的、狂熱的”情緒。這跟當年毛澤東的“中國人站起來”一脈相承,中國人一直沒有擺脫這種心態。

120年前,清朝皇庭被八國聯軍打敗後,簽訂了被中國人視為“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可謂近代中國屈辱史的一章,它標誌著中國成為列強的半殖民地,清政府向西方八國賠款4億5千萬兩白銀,這筆巨額賠款被稱為“庚子賠款”。 BBC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結束“百年恥辱”已經成為中共自1949年以來,讓國家“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發展敘事和合法性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古以來的“天下觀”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李弘祺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中國而言,中國近代史是自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開始,之後經歷了1895年的甲午戰爭和1900年的八國聯軍入侵,就是一部“西方侵略史”,中國不斷地在教育人民該如何對付西方;另一方面,毛澤東上台後,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要中國人民“站起來”;而習近平成長於文革時期,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觀念對他影響很深,習近平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就是西方侵略中國的原因。

李弘祺說,這兩個因素使得中國總是對西方抱有很大的懷疑,從懷疑發展到對西方的不滿,逐漸形成一種與西方對抗的心態。

李弘祺說,此外,中國自古以來的“天下觀”深深印刻在中國領導人的心裡,他們在心態上總是認為,中國就是天下的中心,外族來到中國就是要朝貢,並學習中國的禮儀制度與各式典章,即使19世紀西方打破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格局後,中國人仍然認為,這些只是暫時的,是不得已的,只要中國復興起來,就可以重新回到以中國為中心,由中國來維持天下的秩序。

李弘祺說:“我想這個觀念跟近代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美國是世界警察'的觀念可以相互了解。中國人認為說,現在你(美國)是世界警察,把我(中國)的地位搶走了,所以毛澤東上台建國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站起來了!'就是想把美國世界警察的現實搶回來,換到中國來製定天下的秩序。反映說中國人積怨在心,然後怎麼看也看不到人家的好處。中國人所謂的'天下觀'跟各國到中國來朝拜這個想法,大概到今天為止,還是沒有能克服這種歷史傳統。”

雖然“辛丑條約”的庚子賠款已過去120年,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人仍然深陷受害者心態的漩渦之中,適逢2021年也是辛丑年,面對西方世界對新疆人權問題的圍剿炮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義正嚴辭地說:“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當年八國聯軍鐵蹄下的晚清!”,這似乎反映出“百年屈辱”一直存於中國人的心裡,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

分析人士還指出,在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在美中會談上飆出“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後,中國國內掀起了一股紅色時尚訂製風,各種標註“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Stop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s”的T卹、手機殼、帆布包、雨傘等在網路熱賣等,從中可以看出“戰狼外交”在中國受歡迎的程度,它滿足了中國人百年來終於可以在外國人面前“揚眉吐氣”的心態。

爭鬥話語權的戰狼

但是,在中國學者看來,戰狼式外交更重要的是在現實世界裡發揮了效用。上海東亞所副所長王海良強調,中國的“戰狼”只表現在“話語權”上,它處理外交事務的作法並非“戰狼式的”。他認為,把話語權上的表現定義為“戰狼外交”過於簡單化,因為不論是在國際同盟上,還是在外交合作上,中國都是樂意參與的。

王海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承認,自從去年疫情以來,中國政府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很大壓力。外界把造成疫情的責任都推到中國身上,這讓中國政府難以接受。他說:“如果不去澄清它、不去反駁它,是不行的,是過不去的...辯論越辯越清楚,再加上結合實際來看的話呢,下半年美國很多情況出來以後也證明了這一點。”

王海良認為,事態的發展證明中方所做的一些反駁和做法是合適的,美方的很多說法到最後證明是失敗的。他認為不能用“戰狼外交”這四個字來標籤中國,所謂戰狼只是一個爭奪話語權的問題,意即中國不會再像從前一樣,任憑外界隨意批評,卻只保持緘默,尤其在西方輿論和英語話語的空間裡,中國如果只是被動聆聽,那是不行的。

分析人士表示,中國欲給“列強侵華”的近代史劃下句號,並以習近平的“中國夢”取而代之,戰狼外交究竟是做困獸之鬥,還是為下一盤棋做佈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切也許會有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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