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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張偷帶出國的89底片:我一定要讓孩子們知道


1989年是北京首都大學學生的劉建在天安門廣場拍攝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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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的一天,劉建無意中問他17歲的女兒:“你知道 ‘六四’嗎?”

女兒漫不經心地回了一句:“‘六四’是什麼節?”

劉建覺得自己身上一根特別敏感的神經突然被觸動了。

“這麼一場轟轟烈烈的,政府連槍都動用起來的(運動),居然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下,這些中學生連‘六四’都不知道,”他對美國之音說。

那一刻的震撼讓劉建想到了那些壓在箱底,被他遺忘了近30年的底片。

“ ‘六四’我真真切切地參與了。我那時候一直在天安門,我費了巨大的精力去拍的2000張圖片,”他說。

三年前,劉建和家人移居美國。他找到一位在北京的朋友,翻出這些陳年的底片,藏在行李箱裡,提心吊膽地帶出中國。

在異國的土地上,劉建開始悉心地一張張掃描這些底片。當年記錄下的時代光影第一次被放大呈現在眼前。 30年前的回憶撲面而來。

1989年,劉建20歲,是北京一所大學二年級的學生。這個生長在軍隊大院的北京男孩從小淘氣、愛打架,也愛畫畫和攝影。

“那個時候學校也不上課了,我就帶著相機,每天都去天安門,”劉建說。

早上醒來,劉建背上他的尼康相機,騎上自行車,從翠微路一路蹬到天安門廣場。

“當時覺也睡得不多。在那種大運動裡,我覺得睡覺就是耽誤機會,”他回憶說。

近兩個月中,他拍了大約60卷膠卷,2000張照片。

劉建說,自己那時也還是個孩子,對政治很懵懂。他只希望從一個攝影師的角度全程記錄這場運動。

1989年春夏之交,一些轉瞬即逝的場景被劉建的鏡頭定格成永恆:

北京街頭,身穿白襯衫的女生高舉勝利的手勢,青春的臉龐上滿是樂觀與憧憬;

新華門前,年輕的學子走向站崗的武警,用手扶住他的臂膀,他的話語讓那位頭戴鋼盔,同樣年輕的武警垂下了眼簾;

人民大會堂前,《人民日報》的女記者對著高音喇叭大聲疾呼,在她身後,遊行隊伍拉起“新聞非改革不可”的橫幅;

在廣場,用白布條封住嘴的絕食學生迷茫地望著遠方,目光中似乎寫著對國家前路的拷問

……

劉建捕捉著每一個撼動他心靈的瞬間,他也不由自主地被眼前的氛圍感染著。

“4月27日大遊行,當時那種場景是讓人心能到嗓子眼的。 真的,太興奮了!每個方隊過來都是歡呼啊,好像我們的隊伍又壯大了一點,我們又多了一些支持,”他說,“我覺得真的是一種特大的力量,真的是什麼都阻止不了的。當這麼多人站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政府很脆弱。”

這種興奮一直持續到“六四”鎮壓前的最後一分鐘。哪怕是聽到軍車一點一點向市中心逼近時,劉建也絲毫沒有感到害怕。他想,“第一批軍車已經被市民攔截下來了,已經調頭了,再來一撥又怎樣?”

“當時根本沒想到是坦克,是裝甲運兵車。再怎麼樣也不會想像居然在天安門,在北京,在中國首都的長安街上會有槍,有衝鋒槍、有機關槍的槍聲。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用這種最沒有人性的手段去鎮壓這場民主愛國運動,”他對美國之音說。

6月3日晚,劉建在家裡聽到街上響起槍聲。他沒帶相機,空著手跑到外面,道路已經被封鎖。

“那個時候已經過不去了。從長安街往後面跑的都是人。那邊的槍聲是很可怕的。 當時也不敢往前跑。我能看見坦克和軍車,速度很快的。這個真的沒有想到,還以為坦克很慢的,”劉建回憶道。

第二天,他去了翠微路附近的水利醫院。在那裡,他見到了20年人生中從未見過的慘狀。大約二三十具屍體橫七豎八躺在地上,全部是中彈身亡的。劉建拍了幾張照片就落荒而逃。

“太害怕了,無法忍受。當時我聞到了血腥味,真的, 聞到了血腥味,”他說,“有幾具屍體我沒拍,是腦子被子彈打開的,一半沒有了。太慘了。”

“我覺得再怎麼心狠也不會對學生下這種手。學生也好,市民也好,他們手裡什麼都沒有。 他們也沒有反對共產黨,就是提出一些要求,就槍殺了。他們也都很年輕啊,可能前兩天也在天安門。 但是他們就躺在那兒,就沒了生命了。我覺得這太恐怖了,”劉建對美國之音說。

6月5日,戒嚴部隊完全控制了北京城。當天,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佈告全國人民書,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幾天后,當局發布通緝令。搜捕、清查,中國大地風聲鶴唳。

“政府的打壓是非常嚴重的。 手裡頭有'六四'的傳單、實物、影像都要上交。 但我當時沒有上交,因為我們大院裡還是稍稍好一點。 不像街道。街道居委會的人可以直接到家裡找,也有鄰居去舉報的,”劉建說。

劉建悄悄把膠卷沖洗成底片,塞進底片箱,那是一段他不敢再去觸碰的回憶。

“我不敢想了,我不想了。我什麼都不敢想了,因為最後的這個現場讓我太恐懼了,”他說。

在那之後,劉建和周圍人一樣一頭扎進生活的洪流。 1989年的青春、熱血、理想、壯志未酬通通被拋在腦後。

他說:“後來社會變了,大家可以下海,做生意,總之一點,大家齊心協力掙錢過好日子。共產黨不好,但是換了共產黨可能更不好。中國不能亂,亂了對老百姓不好。這些東西都已經根深蒂固地在每個人的心裡頭了。 這些年裡,能想起這些底片,想起'六四'的,不超過十次。真的,我自己都很內疚。”

真正觸動他,讓他最終決定拿出這些照片的還是那次和女兒的對話。

劉建說,對於他們這一代人, “六四”是一場運動,一場真真切切發生過,震撼了很多人的運動,但是在他女兒這代人看來,“六四”不過是日曆上一個普普通通的日期。

“我慢慢地有一種負罪感,我後悔是因為這些圖片從來沒有拿出來過。我覺得應該讓更多人知道,”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親身經歷過,我一定要讓孩子們知道。他們今後也可能會經歷同樣的事情。這些中共的事情他們一定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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