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障礙鏈接

突發新聞

美中經濟對決:一場十年衝刺,還是一場世紀馬拉松?


美國聯邦眾議員威爾·赫德(Will Hurd)認為,美中經濟競爭將是“一場定義一個時代的鬥爭”。
美國聯邦眾議員威爾·赫德(Will Hurd)認為,美中經濟競爭將是“一場定義一個時代的鬥爭”。
美中經濟對決:一場十年衝刺,還是一場世紀馬拉松?
please wait

No media source currently available

0:00 0:15:01 0:00

美中經濟競爭將是“一場定義一個時代的鬥爭”,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聯邦眾議員威爾·赫德(Will Hurd)如此認為。

在周三(12月16日)一場由美國參議院經濟政策小組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赫德指出,這是一場爭奪在高新技術領域主導權的鬥爭,一場決定美國存在重要性的鬥爭。

“每位美國選民都該關心這場鬥爭,因為我們有可能面臨這樣一個未來:普通話和人民幣而非英語和美元主導全球經濟。”

華盛頓關於如何應對中國挑戰、中國威脅的對話和對策已經不少,但在本週進行的幾場政策對話中也出現這樣的聲音:中國是一個危險的對手,也是個被高估的對手。

中國經濟競爭力是個短期威脅

近年來,美國學者圈常用“大國競爭馬拉松”形容美中競爭關係,而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的史劍道(Derek Scissors)在周三這場聽證會上開門見山地說,來自中國的經濟挑戰更多是個短期威脅,大概持續十幾年。他指出,人口老齡化、債台高築和一些阻礙創新力和農村發展的政策會在不久的將來讓中國經濟競爭力開始下滑。而相比之下,總體創新力更強的美國正走向人口結構年輕化。

他指出,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比日本更嚴重,幾年後就將開始進入人口結構最嚴峻的時期。“不管是人口結構還是社會結構,2040年的中國將是完全陌生的中國,” 史劍道說。他表示,若討論與中國的長遠競爭,那先要意識到彼中國而非此中國。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統計司的預測數據,未來30年中,中國將損失2億勞動力人口,新增3億老齡人口。

債務也是個大問題,而老齡化問題也是加劇債務問題的諸多因素之一。史劍道說:“大家總驚嘆於中國的GDP,但其債務增速超過GDP增速的現像已持續十七八年了。”

據國際金融協會(IIF)於今年11月發布的一份全球債務報告預測,中國債務和GDP比值將在2020年底飆至335%. 史劍道表示,美國也有債務問題,但中國的更為嚴峻。

史劍道進一步指出,在老齡化和債務問題如此規模的情況下,經濟被拖累的程度很難靠創新來抵消。雪上加霜的是,缺乏創新力和創新動力的國企佔領中國20多個關鍵行業,成為中國創新動力的大負擔。同時,國企超過20萬億美元的負債總額也讓其成為巨大的債務負擔。

“削減國企這種事,習近平絕對不會做,” 史劍道說。

據《華爾街日報》本週一(12月14日)的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反而開始對中國民營企業進行更進一步的控制和約束。

戰略性技術大幅落後:飛機製造、半導體

美中經濟選擇性脫鉤能否有效阻遏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崛起和全球領先?本週二(12月15日),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一場線上辯論。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馬修·托平(Matthew Turpin)認為這麼做有效。但他同時強調:“其實在很多戰略性技術領域,美國和中國從沒掛鉤過。”

所謂戰略性技術,就是既關乎國家安全、又關乎經濟發展的軍民“兩用”(dual-use)技術領域。

他說,美國及其盟友幾十年來用多種方式主動拒絕讓中國獲取自己在高科技領域的製造工藝細節,比如對“兩用”產品和技術的多邊出口管制,對國防物資和國防服務的出口管制,對研發成果的獲取限制等等。

托平認為,這些嚴格的“不掛鉤”政策直接導致中國至今仍在好幾項戰略性技術上仍比美國落後至少兩代。

托平舉例說,中國想要造出先進商用客機的努力已持續近半個世紀,但至今仍未成功。2008年,中國政府巨額創建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COMAC),負責建造兩種國產商用飛機——翔鳳ARJ-21噴氣式支線客機和C919窄體客機,但至今收效甚微。

在題為“中國失速的飛機夢”這則短視頻中,CSIS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介紹說,波音公司單月產出50-60架波音737客機,但中國商飛在過去5年中才產出38架翔鳳客機,還常伴有機械故障。

受習近平大力捧場的C919客機是以空客A320和波音737為競爭對手而研製的,但情況也不樂觀。耗油量高和交付時間尚不確定等問題導致中國的航空公司對C919熱情並不高。甘思德還特別指出,讓C919能飛行在空中的一切關鍵部件全部來自美國和歐洲。

商飛困局背後,主要就是中國一直拿不到高級渦輪噴氣發動機和飛行控制系統的設計與製造細節,托平總結說。與諸多歐美汽車公司不同,通用、普惠、賽峰和羅爾斯·羅伊斯這些飛機發動機製造商一直堅持出售發動機成品,而不願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被迫共享核心製造技術。

因中興、華為問題而備受關注的中國半導體行業也面臨同樣的局面:儘管政府注入巨資、全力扶持,但仍和美國有至少兩代技術的差距。

但是,矽谷科技記者出身的創新問題專家麗貝卡·范甯(Rebecca Fannin)持反方觀點。她表示,自己長期以來多次訪問中國,深入報導中國在科技領域的發展歷程,有第一手的觀察和研究。她指出,中國目前已經在多項前沿科技上成為全球領先者,多年積累下來的科技發展勢頭已難以阻擋,攻克幾項在戰略科技上的短板是遲早之事,脫不脫鉤已關係不大。

她也同時強調中國企業家和科學家在高科技領域爭取領先地位的自信和決心,並指出,美國政府近年來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實施的一系列強硬政策反而讓中國政府在科研上加倍投資、加緊發展,也更刺激了這些創新企業家和科學家的決心。

但托平回應說,要在這些中國久攻不下,且與美國至少拉開兩代差距的領域進行競爭,光有決心和自信是不夠的。而且,中國在追趕的同時,美國也並不是靜止不動。

美中大國競爭:一場世紀馬拉松,但十年沖刺是關鍵

“有朝一日,美國人可能會像現在看蘇聯一樣看待中國:一個危險的競爭對手,但其顯性優勢掩蓋背後的停滯和脆弱。” 本週四發表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的一篇文章如此說到。

文章作者,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副教授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戰略學者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從大國競爭的宏觀角度分析美中競爭的前景。他們同樣綜述了中國在經濟和科技競爭力上的短板,同時也點出與前者互相作用的另一挑戰:天安門事件以來未曾見過的全球反華情緒。

文章舉例說,近12個國家已暫停或取消“一帶一路”項目;16個國家禁止或嚴格限制使用華為5G設備;印度自今年6月的中印邊境衝突以來,一直對中國保持強硬;日本加大軍費開支,並在與台灣附近的琉球群島安裝導彈發射器;歐盟給中國貼上“系統性競爭對手”標籤;英、法、德派遣海軍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巡邏,等等。

“對美國來說,好消息是,跟中國的長期競爭可能不像悲觀主義者們所預料的那樣艱難,” 文章表示。

但也有壞消息。

“歷史是押韻的。” 結合對一戰前的德國和二戰前的日本的分析——都面臨嚴峻的經濟前景和密集的戰略包圍——兩位作者判斷,中國很可能會集中在未來5年或10年內做出一系列大幅度動作的衝刺,美中競爭會白熱化,世界局勢可能會一度顯得無比動盪、岌岌可危。

美國怎麼做

也正因此,儘管專家們的分析中透著一定程度的樂觀,但他們的重點是為傳達一種緊迫感:美中競爭或許幾年內就會達到最危險的峰值,制定一套能快速落實並有效應付和控制短期局勢的政策是當務之急。

史劍道表示,他強調中國經濟挑戰更是短期挑戰,就是為了服務於更及時更具針對性的政策制定。

在周三這場關於美中經濟競爭的聽證會上,幾位專家一致認同要加大對美國自身經濟和科技競爭力的投資,具體包括大幅增加研發經費、發展教育以加強對優質勞動力的培養、加強吸引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投資美國基建項目、扶持美國製造業和高科技行業,等等。

“如果美國不好好解決自己的問題,那麼2040年的時候,我們將看到兩個被高估的競爭者。” 但史劍道也強調,“但如果來自中國的經濟挑戰是短期性的,那我們就必須首先應對中國。”

他表示,解決長期性問題絕對是值得的,但這將需要大量時間;而對中國立即做出回應是我們在2021年就有機會做到的事。

在回應中國方面,幾位專家一致強調中國的掠奪性經濟行為,也都認同出口管制、外商投資審查、出境資本控制、與盟友合力等一系列政策建議。

但史劍道特別指出,首要任務是信息收集,詳盡記錄中國一切危害到美國經濟競爭力的行為,主要圍繞政府補貼、技術強制轉讓和美資外流這幾大領域。“沒有足夠信息就沒法制定好的政策,” 史劍道說,“遺憾的是,總是沒人願意幹這個枯燥活。”

商界有阻力

戰略諮詢公司阿特拉斯組織(Atlas Organization)的創始人喬納森·沃德(Jonathan Ward)在本週二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的採訪時說,美國的投資銀行為了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分一杯羹,等於是在直接參與中國的崛起,為之提供資金和便利。

史劍道也在周三的聽證會上呼籲,要對美資流入的中國產業進行競爭力影響評估。通過信息收集對美資流動規模和走向有清晰了解後,要對流向特定產業的出境資本進行合理控制。

針對美國對中國的供應鏈依賴問題,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中國政策主任韓美妮(Melanie Hart)在周三這場聽證會上提出要對美國產業的供應鏈進行逐條篩查,辨識過度依賴中國的環節,以便進行定向投資,實現供應鏈的回流和多元化。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杜如松(Rush Doshi)在今年7月一場參議院聽證會上也提過對供應鏈進行審計工作的建議。他舉例美國在新冠疫情中的教訓並指出,等到聯邦政府意識到某些關鍵行業(如製藥和個人防護用品)對中國和其他國家進口產品的嚴重依賴程度時,往往為時已晚。

不過杜如松也指出實現供應鏈回流和多元化方面的阻力。華南美國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Harley Seyedin)今年6月向美聯社表示,沒有任何一家成員企業有撤離中國的打算。杜如松說,其實這些美企的考慮也不光是出於成本考慮。他引用保爾森中心(Paulson Institute)研究員馬暘(Damien Ma)的話說:“美國人很難戒掉亞馬遜,因為它是個什麼都賣的商店;美企難以戒掉中國,因為它是個什麼都生產的國家。”

無論如何,不管美中間的世紀馬拉松是這樣的圖景,沒人否認眼下這場美中短道沖刺背後的緊迫性和復雜性。貝克利和布蘭茲在《外交事務》這篇文章中建議,美國當下該專注於防止中國取得任何能改變長期力量平衡的近期成功,比如中國在5G上的優勢就是個迫在眉睫的危險。

“和以前一樣,只要美國經受住了即將到來的危機,就能贏得一場長期的競爭。” 文章結尾說。

XS
SM
MD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