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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藥用於“新冠”疫情 恐導致濫用和非法販賣


武漢輕症新冠病毒感染者被收住在一所臨時改建的方艙醫院。(2020年2月17日)
武漢輕症新冠病毒感染者被收住在一所臨時改建的方艙醫院。(2020年2月17日)
愛滋病藥用於“新冠”疫情 恐導致濫用和非法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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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愛滋病防控機構2月19日說,由於防控新冠病毒疫情採取的隔離和封城,中國愛滋病毒感染者正面臨耗盡救命藥物的風險。同時,有愛滋病感染者自願捐贈藥物,給新冠病毒感染者治療使用。中國愛滋病防控宣導人士表示,儘管捐獻者精神可嘉,但是這樣做沒有“實質意義”,可能會引發抗愛滋病藥物的濫用和非法販賣問題。

武漢疫情爆發初期,最初是上海的醫生大膽使用抗愛藥物治療新冠病毒感染,顯示有療效。隨後,為應對既無疫苗、也無特效藥物可用的局面,上海、北京和武漢等地開始使用“克力芝”等抗愛滋病藥物應對新冠病毒感染。“克力芝”(Aluvia),是“洛匹那韋”(Lopinavir)和“利托那韋”(Ritonavir)的複方製劑,系愛伯維(AbbVie)生物製藥公司生產的領先愛滋病治療藥物。

抗愛滋病藥物用於新冠病毒的消息被媒體廣泛報導,媒體也報導了泰國醫生使用抗愛藥物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消息。一時間,“克力芝”成為家喻戶曉的抗擊新冠病毒“明星”藥品之一。

作為抗愛滋病藥物,中國對“克力芝”實行政府採購、免費發放的政策。一些愛滋病毒感染者出於愛心,主動為新冠病毒感染者捐獻藥物。

亞洲促進會研究和倡導主任沈婷婷說:“愛滋病感染者是經歷過生死煎熬的一群人,他們更加了解處於絕境中的病人是怎麼一種心情。我覺得他們捐藥,就是一種很簡單直接的想法:挽救生命。我覺得這是一種樸素而偉大的情懷。”

上海一家關注愛滋病防控機構的鄭煌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有許多做愛滋病防治的機構,都在做一些藥物的協調工作。特別是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疫區的愛滋病感染者無法出門取藥,或者是疫區的愛滋病感染者人在外地的情況,這些愛滋病防治機構都會幫忙為他們協調藥物。

鄭煌說,但是這些宣導機構也發現了一些問題。這些機構“其實是給疫區的感染者去協調克力芝,但是某些疫區感染者或者是以感染者的身份,獲得這些免費的協調藥物,然後高價賣出去。有些朋友說,在湖北一瓶克力芝高達市場價的幾倍。”

居住在成都的長期從事愛滋病防控宣導的人士王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愛滋病感染者捐獻藥物,更多的是一種輿論上的鼓勵和倡議,我不認為對抗擊新冠疫情有什麼實質性幫助。”

王珺認為,治療新冠病毒感染不是沒有其它藥物,只是沒有特效藥。抗愛滋病藥物對於新冠病毒也只是顯示有效果,也不是特效藥。他說:“按照中國目前藥品的生產能力,如果有特效藥,生產能力是能跟得上的。再者,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數量並不是太大,不需要動用愛滋病感染者所需的藥物。從經濟角度來講,愛滋病毒感染者和目前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療,都是由國家財政支付、免費的,所以愛滋病感染者捐藥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上海的鄭煌表示,另外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是:如果某個新冠病毒患者需要要克力芝治療,醫院或醫生給他開處方的話,應該是沒有問題。但如果只是感染者直接給這些冠狀病毒患者的人寄藥的話,會不會面臨一些糾紛的風險?如果出現使用藥物發生死亡或者是其它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可能是捐藥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另外還有熱心人士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境外組織募集,向中國運進克力芝等抗愛藥品。

對此,鄭煌說:“我覺得這裡面可能會面臨一個藥物合法性的問題,因為所有進入中國的藥物,應該是經過中國藥監局的批准,這對於募集者的安全有影響。最好是能夠支持給對口醫院會好些,對給個人我覺得還是需要謹慎。”

成都的王珺則表示,有人組織從境外募集、運進抗愛藥物的做法“有作秀的嫌疑”。王珺說:“第一,治療愛滋病的藥物中國本身是有的;境外的抗愛滋病藥物對抗愛可能是有用的,對新冠病毒是不是有效果?另外,這些藥物的渠道是否安全?根據我所掌握的信息,有些境外進來的抗愛藥物渠道是不安全的。這些藥物到底來自哪裡,流入中國以後,還可能造成法律和公共衛生安全等問題。”

據了解,生產克力芝的愛伯維製藥公司,做了非常多的克力芝的捐贈。特別是了解到因為使用克力芝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原因,許多愛滋病感染者面臨用藥缺乏的情況,愛伯維也在持續地提供藥物補充。

鄭煌說:“如果說籌集了大量的藥品過來之後沒有一個接收方,或只是給個人、或是給一些小的範圍發放的話,會不會造成浪費?這個也可能是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

另一方面,使用抗愛藥物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從開始試驗之初就引發對公共衛生安全的擔憂,尤其是對愛滋病感染者的用藥安全帶來的衝擊。

上海關注愛滋病防控的人士鄭煌說:“因為初期有專家說克力芝藥物對於治療新冠肺炎有幫助,導致疫區、特別是武漢地區,真正使用克力芝作為維持藥物的愛滋病感染者無法獲得藥物,這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身體安全。無法及時使用藥物會造成耐藥性,這對愛滋病感染者的生命安全的影響是深遠的。”

鄭煌說,沒有經過醫生指導,自行在家使用愛滋病藥物來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也可能導致對這些藥物耐藥的可能性。

北京公共政策和法律學者賈平對美國之音說,將抗愛藥物用於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有引發公共衛生、醫療倫理和法律等多方面問題的風險。“在接受抗愛滋病藥物治療之前,患者是否知情同意?如果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患者死亡誰負責任?”

亞洲促進會的沈婷婷則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嘗試從現有的藥物裡面篩選出對抑制新冠病毒有效的藥物,是比較研究新藥更有效率的方式,能夠比較快速地進入臨床使用,減輕病情惡化,對疫情的抑制能起到一些作用。隨著對病毒研究的深入,希望科學家能夠盡快找出有效的藥物。”

至於為什麼醫生最初會想到用抗愛藥物來治療新冠病毒感染,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張英華醫生解釋說:“因為愛滋病是身體的一種免疫缺陷,不能抵抗愛滋病病毒;而現在的武漢爆發的冠狀病毒引發疫情,是因為人群的身體裡面還沒有應對這種新病毒的免疫功能,所以一些醫生就想到了使用抗愛滋病藥物來試試。”

據中國傳媒《財新》網報導,曾宣稱對新冠病毒感染治療有效的抗愛藥物的功效,繼續引發爭議。“達蘆那韋”也是一種常見的愛滋病治療藥物。《財新》網援引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李蘭娟的話說:“尤其是達蘆那韋,實際難以在體內實現病毒抑制效果,若要實現有效濃度,病人或需服用上萬片藥物,副作用遠大於療效,且不可能實現。”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日前發表聲明,對中國1000多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調查發現,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了“重大影響”。聲明援引愛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溫妮•比阿依瑪的話說:“愛滋病毒感染者必須繼續獲得他們維持生生命所需的抗愛滋病毒藥物。”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沒有回應記者關於“中國愛滋病感染者捐贈藥物”,以及該署計劃對調查結果採取何種應對措施提出的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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