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聞自由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說，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的主題是“信息是公共產品”，並“著重強調信息與虛假信息、仇恨言論、娛樂信息和數據信息等其他傳播內容之間的重要區別。”
拜登政府把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美國價值觀視為治理國家、指導外交政策的關鍵。但其面臨的一個最大挑戰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一方面在國內各個領域實施前所未有的嚴厲控制，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充分利用美國和西方提供的自由環境肆意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
布林肯：北京在國際間宣傳造謠，在國內限制新聞自由
週三（4月2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外國媒體記者就新聞自由等問題舉行線上圓桌會議。他指出，美國真正關切的是中國對內對外採取的截然不同的“兩手策略”。
布林肯指出：“北京通過國營媒體企業和平台在海外進行宣傳和造謠，其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或破壞民主，而同時又在中國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
“很遺憾，過去20年北京當局利用強大的經濟勢力逐漸滲透到海外的華文媒體，它在英文媒體的影響力也日漸增加。” 曾經在紐約的華文報紙擔任記者長達25年、現在擔任非政府組織美國國際廣播委員會成員（CUSIB）的于金山告訴美國之音。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于金山說。 “北京當局在國內、在香港，在他們控制的地區都是嚴格地限制新聞自由，但是在海外任何人對它政府的言論有所批評的話，它就會用新聞自由的名義來駁斥，”
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王松蓮說，“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線上和線下控制著人們的言論表達，並長期以來使用宣傳手段來使黨的侵權執政模式合法化。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更加強了這些策略，同時還使用了監視和社會控制。現在，中國人以及中國以外但與中國有聯繫的人們，越來越難以批評中國政府，因為他們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威脅，從被拘留和監禁到被民族主義網民騷擾。”
蓋瑞特：中共輿論戰以虛假信息煽動社會動盪
前五角大樓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Dan Garrett）說，中國政府針對美國和西方的進攻性輿論和信息戰，源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陷於新冷戰的偏執狂和企圖搶佔“世界中心舞台”的野心。
“作為其國家綜合實力的一種手段，中共國有媒體利用不對稱性進入美國和全球媒體市場，在'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旗幟下，塑造和引導針對美國和西方的輿論 - 特別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國家醫療應對和疫苗開發方面。”
此外他認為，這種輿論戰還有進攻性的一面。 “它還利用國家媒體記者作為一線信息戰士，通過傳播反美和反西方的虛假信息和宣傳敘事來煽動社會動盪和分歧，尋求在戰略上利用美國以及全球範圍內因新冠病毒災難、以及已有的經濟、醫療和種族不平等加劇產生的治理、金融和公共衛生危機引起的社會裂痕。”
週三，布林肯國務卿邀請了來自委內瑞拉、匈牙利、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國香港的媒體駐華盛頓記者參加交流新聞自由的線上虛擬圓桌會議。
大部分記者就本國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新聞記者被打壓的困境提問並與布林肯交流。來自中國香港的記者則關注中國官方媒體在美國受到限制的問題。
記者問布林肯國務卿，特朗普政府時期做出的針對在美國的中國媒體機構的措施是否會改變，例如將他們定位為外國使團、減少他們的簽證時間；這位記者還問，許多特朗普政府時期實行的對華政策是否會繼續。
去年以來，華盛頓採取措施將十幾家中國國家和地方媒體在美運營的部門定為外國使團，包括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新社、解放日報、經濟日報等。中國政府批評美國實行雙重標準。
布林肯指出，這些國有媒體受到中國政府的完全控制，“是一個很難忽略的事實”。 “中國政府對這些實體擁有有效的運營和編輯控制權，這些實體只專注於推進北京的全球宣傳，有時是虛假信息。”
布林肯表示，美國對這些媒體採取的措施旨在確保透明度。 “確保公眾了解誰支付他們（中國媒體工作人員）的工資，以及他們的新聞評論代表了中國政府和中共的觀點。”
但布林肯同時指出，美國的做法“並不干預這些媒體的報導和他們選擇話題的能力，”他說，“我們並沒有禁止這些國家控制的媒體，它們繼續在這裡運營，但是我們要確保透明度，要讓人們充分了解他們讀到的實際上是奉北京政府之命而不是獨立媒體製作的內容。”
林培瑞：中國官媒駐美記者至少部分是特務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教授、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說，他贊成布林肯的主張。林培瑞指出，中國國營媒體在美的一些僱員“他們很多實際上不是記者。”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有良心的記者中國也有，一直有。但是派到美國來，拿美國簽證做記者的人，一部分 - 我不知道多少 - 至少一部分，只能說是特務，不是記者。”林培瑞強調。
林培瑞教授承認，目前美中雙方媒體的佈局是很不對等的。 “中國利用美國的自由空間這是肯定的，到美國來把他想散發的信息用自由的媒體把它散發出來，自由世界的自由媒體當然允許，這是自由媒體的本意。而相反的你要是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到中國把它的信息散發到中國去，那是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這是個絕然不平衡的一個情況。”
但他不贊成用禁止的做法。 “我主張新聞自由，什麼人發什麼言我不反對。”
他認為，對於故意散佈的虛假信息必須加以控制，但是，“要控制這個局面的話不是不讓它發言，是讓他發言，然後拆他的台，讓大家知道這是說謊。以後他繼續說謊的話，美國和世界老百姓會對他有一種免疫力，知道這個很可能是胡說八道。這個方法我覺得比禁止他說還更好。”
布林肯國務卿在圓桌會議上指出了在對待新聞自由上的“兩個不可持續”，即，中國的政策與西方世界的做法“完全不對等是不可持續的”；而中國的媒體可以“在自由和開放的媒體環境中運營，”同時卻“拒絕讓其他人受益，實際上也是不可持續的。”
美國如何應對北京對內對外截然不同的“兩手策略”確實是美國面臨的一大挑戰。外交關係協會東南亞問題資深研究員約書亞·庫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在特朗普政府把中國國營媒體定為外國使團後撰文指出，“對中國官方媒體採取如此強硬的措施可能適得其反。華盛頓可能誇大了中國官方媒體的影響力，並且有可能冒似乎不關心新聞自由、不要建立一個開放社會的風險。”
在紀念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的時刻，于金山指出，新聞自由對北京來說是個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必須遵守的原則，但所有華人不應受其影響。
“所有世界上的華人都應該繼續努力達到我們中國人也應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這是我們的權利，並不應該被某些政權、某些人來剝奪。”于金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