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鐮刀斧頭霍霍 惹禍不擔責反而要割韭菜?


中國浙江省金華市的中共黨員手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標語牌組成中共黨旗圖案的陣仗。(201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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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聽就是狼又來了。”

聽聞中國廣州星期一(2月11日)緊急立法,授權政府可在“必要時”徵用房屋、場地、交通工具等私人財產抗擊疫情,這個念頭一下子從宋永毅的頭腦中蹦了出來。

宋永毅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館員、教授,主編過《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作為一位專門研究毛時代歷史的學者,這一切宛如昔日重現。

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建政的前30年,有過四次徵收私人財產的高潮,“每一次拿出來的都是響噹噹的理由”。

以1949年後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 土地改革為例,宋永毅說:“土地改革打著一個要把中國引向工業化的宏偉規劃、道德製高點,而且又偽造了一個數據,說地主、富農佔了全國70-80%的土地,實際上30%都不到。”

在這場運動中,廣東省也是第一波受到衝擊的,因為當地的華僑佔了全國華僑總數的70%。華僑多,意味著財產多。

宋永毅說:“毛澤東對葉劍英和平土改不滿意,就搞暴力土改,用他們的話說就是'村村流血,戶戶冒煙'。冒煙就是鬥爭。結果就把那些華僑的房子也好、土地也好全部沒收了。”

上世紀80年代中共出台政策,承諾歸還被錯誤沒收、徵收的僑房,但是只解決了部分問題,宋永毅在研究中發現,45%的僑眷都沒有得到補償。

隨之而來的是1956年開始的公私合營。這場運動對廣東的打擊也很大,廣州是當時除上海、北京、天津外,中國為數不多的擁有私人工商業的城市。

宋永毅說:“當時也是打了一個很好的牌子,說我們公私合營了,把你的私人財產變成國家所有了,但是我們還給你一點錢的,給所謂的定息。整個過程中間, 人大也立了法,說公私合營是符合法律的。”

事實上,所謂的定息只是一點利息,遠遠低於企業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地的定期存款利率。中共承諾將定息分20到30年還清。但是僅僅9年後的1966年,這個原本就不合理的賠償就戛然而止。

“中共中央發了一個文件,從此以後資本家就不准再領定息了,”宋永毅說,“他賴賬了。”

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對國民私有財產的又一次大規模掠奪。宋永毅算過一筆賬,“文革”中紅衛兵從民族資本家的家中抄出的黃金等資產大抵相當於1966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5%。

在此之前,中共還有一波徵收私人財產的高潮,那就是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

“人民公社,所謂的'一大二公',一個是大,一個是公,全部變為公有財產了,”宋永毅說。“土地改革把這些地主、富農都分完了,現在要分普通農民的了,把他們的鍋碗瓢盆全部充公,本來是說你們到食堂吃飯,結果食堂沒有飯吃了,人就餓死啊。”

星期二(2月12日),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在官方網站上發出聲明,列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廣東省突發事件應對條例》等法律條文,以此證明新公佈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決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據。

流亡美國的前中國維權律師滕彪說,關鍵問題不在於具體的法律條款,而是在實踐中,這很容易造成對公民財產權的嚴重侵犯。

“在中國的這種法治環境下,這種徵用很容易變成侵犯人權。實際上就是政府搶劫民間財產,”他對美國之音說。

滕彪說,當局對什麼情況下可以對哪些東西進行徵用,什麼時候返還,以及有什麼賠償沒有明確規定。即便是有規定,各級政府也完全可以不去遵守。也正因此,強拆民房,強徵土地每天都在中國發生。

宋永毅也說,在戰爭、重大自然災害等特殊情況下,政府並非不能征用私人財產,世界其他國家的“憲法”也有相關條款,但是徵用的一個前提是提供合理賠償,這一點在中共歷次的政治運動中從來沒有發生過。

廣州人大星期二的聲明還印證了此前部分民眾的擔憂,那就是這種以抗疫為名,徵收私人財產的做法可能蔓延到全國。

這份聲明在結尾處寫道:“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人大常委會近期作出的關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決定,都有此規定。”

“二十天沒到,各方頭目就攔路打結了。這土匪氣一百年沒變過,”有網民評論。

“你忘記統治中國大陸的那個集團叫'共產'黨,共你的產當然是理所當然!”另有網民說。

“我倒是有個建議,” 歷史學者宋永毅說,“各級黨委有最多的房子, 先徵用他們啊……中南海也不是不可以徵用的嘛。你習近平搞那麼多房子乾什麼?你要表示與民共苦,你把黨產先拿出來嘛!”

他說,這個禍是執政黨闖出來的,到頭來不該再嫁禍到老百姓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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