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的南加州青年特雷弗·克萊因(Trevor Klein) 出現在當地華人社區的視線中是去年11月。他在那個月上旬發起了“自由中國運動”(Free China Movement)，這是一個倡導民主的活動組織，支持香港抗議，也支持中國民主化和台灣獲得認可。隨後，他在歲末之前組織了數場有華人參與的聲援香港活動。現在，武漢風雲突變疫情乍起，他隨即投身於悼念李文亮的活動中。
2月13日(星期四)，18歲的特雷弗在爾灣加州大學的校園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雨舟的專訪。身高1米96的特雷弗仍然留著栗色寸頭，淺紫襯衣外罩著一件藍灰色圓領粗線針織衫。他告訴美國之音記者，他幾天前剛離開台灣回到美國，正在準備星期六在洛杉磯的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為李文亮醫生舉辦燭光悼念活動。應記者要求，他分享了對中、港、台相關政治熱情的緣起和自己的理性思考。
美國之音記者雨舟(以下簡稱記者)：您對中國和香港的興趣是怎麼來的？
特雷弗：一切從香港開始。我一直對經濟有興趣，這也是我們一家經常討論的話題，其實總體來說是政治和經濟。2018年5月，我參加了學校組織到台灣和香港的參觀活動。我一直聽說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一個楷模，聽到一些關於香港的有趣故事。所以是想從經濟的角度見識一下。我們先到了台灣，發現那裡無法迴避中國問題。事實上，目前，中國問題是台灣政治中逃不掉的題目。所以，從那裡我開始有興趣了解。而到了香港之後，我當時對香港的各種政治運動並不了解。我和導遊聊天，問他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看法，他跟我講了雨傘運動。我自己進行了一些搜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沒有很認真，生活繼續往前走了。感覺就是香港人蠻酷的，我支持他們那麼做。2018年時，香港基本平靜，沒有什麼大的政治動靜。
進入2019年之後，尤其6月份香港發生了大遊行。事實上，我一直在給校報寫文章，所以想為香港寫點什麼。這時，學校放假了，我也從高中畢業了，無法再給校報寫文章。但我還是打算要寫，而且要寫篇比較長的文章來支持香港。香港是個複雜的問題，我首先需要在這方面自學。補充一下，我給校報寫文章時不僅僅寫新聞性的報導，也寫社論、分析之類的。
我父親是從事金融的，很關注中國的經濟。他認為中國債務太多，有經濟泡沫。他也想去看看，於是對我說，我們一起到中國大陸走一趟，也順路去香港，這樣你可以繼續研究香港問題，可以見一些當地的人，諸如此類吧。這是第二次到香港。
去香港的路上，我想到其實可以拍攝和製作一個短視頻來展示香港發生的事情，也表達我自己的看法，而不需要通過寫文章來做到。也許這會讓更多人更容易看到。人們更願意看視頻，而不是閱讀一篇十頁長的論文。到了香港之後，我很受感染，立刻變得十分投入，產生了熱情。我參加了一些遊行活動，把原來寫長文章的計劃變成了製作一部完整的紀錄片。現在，包括我自己在內總共有三個人在製作這部片子。我打算在這個春天發布
記者：香港是政治、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出了問題。您怎麼看這三者的關係？美國政治或者說西方民主政治的亮點是什麼？
特雷弗：如果看看美國政治，首先從我們的媒體報導開始。拿總統選舉來說吧，我們討論希拉里的電郵，也討論特朗普的電郵，還有他的報稅記錄、他與俄羅斯的關係，對他的彈劾等等。這都是我們的政治可以做、也應該做的，也是人們會特別關注的。監督政府和政治人物是公民的職責，更是政治反對派的工作。這應該是民主政治的亮點。
不過，我們也面臨新的問題。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政治與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不可分割。而現在已經有人在談論把晶片植入人類的身體了。但是，我看到，即便在美國，大家都沒有足夠重視個人隱私遭到侵害的事實。我經常想，我們這裡何時會有人來監督政府對我們生活的干預？斯諾登事件就讓我們看到，政府如何入侵我們的隱私權。但是，即便現在，即便在美國，也沒有誰在為我們的這類自由而奮鬥，沒有誰與政府的陰暗面角力。我們應該牢記，政府有能力做到壓迫人民和毀掉人民的生活。
記者：您為什麼與香港有共鳴？為什麼對中國的政治感到擔憂？
特雷弗：在香港，人民信奉的正是美國曾經擁有的價值觀和啟蒙思想，而且他們是真心相信。他們1月份舉行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遊行之後，有人引用了美國18世紀推動獨立運動的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當年的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我相信，美國20歲左右的年輕人多數都不見得讀過《常識》。所以，我認為，香港人確實崇尚自由。尤其他們面對的是中共這樣的強權政府。美國從1776年之後便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們可能已經忘記自己來自何處。當然，我們需要客觀地看問題。美國擁有優良價值觀，也有一些問題。比方說托馬斯·杰弗遜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也蓄過奴，是有缺點的。但是，他的著作，還有他提出的觀點都令人折服。我們需要從托馬斯·杰弗遜那裡，從馬丁·路德·金那裡，還有其他偉大人物那裡提取好的成分，來體現自由和其它我們想擁抱的美國價值觀。
中共是對自由和當今世界的最大威脅。你也看到，這種威脅不僅是在中國，在香港同時還針對台灣。剛才我也說到了，台灣政治中最大的政治就是中共的角色。
而在美國，甚至有的美國高中也都在淪陷。由於中國資金進入學校，人們擔心失去中國的金援而開始有意識地選擇噤聲和迴避本應該關注的事情。
我要說的是，美國如果會因為一個萬里之外的另一個政府而放棄我們珍惜的言論自由，這實在是荒唐。看到中國之外的地方受到中共這樣的威脅，這喚醒了我。如果一個強權政府僅僅奴役一部分人，那麼它遲早會崩潰；但是，當它在世界擴大影響力、讓全世界都感到害怕的時候，這就是一個危險的時刻。
無論我來自世界哪個角落，我都相信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到自由，而且應該為此而奮鬥。我之所以特別為中國感到擔憂，是因為它不僅威脅自己人也威脅到別人。而且，我看到，中國大陸沒有香港那樣的抵制。所以，我特別感謝香港人的反抗。他們用最有利的方式把甚至美國人如今都忘記的價值觀激活了。此前，21世紀還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純粹為自由而戰的革命。在我的一生中，這很可能是一場最偉大的事件。
記者：您的父母對您的選擇有怎樣的影響？
特雷弗：我的母親來自伊朗，事實上是逃離了伊朗，現在也回不去。她1979年來美國過暑假，伊朗革命、政局變化打亂了她的計劃。她在伊朗的家園被暴政奪走，她再也沒有回去過。母親雖然並不熱衷於政治，但是，心中始終是相信和追求自由與人權的。同樣的想法也一直在我的內心存在。我的父親喜歡回望歷史，總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也了解我們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的現實。比方說，他總是回頭看過去五年發生的事情，思考某種形勢或者問題的來龍去脈，也會試圖學習400年前或者一千年前的人。他會閱讀從前的人寫出的作品，並研究它們。我也同樣喜歡閱讀歷史。
如果我們回望人類歷史上的獨裁的話，你基本會看到相似的軌跡，看到他們如何升起和如何倒下。如果不學習這些的話，是很難推倒中共獨裁的。
當然，中共還沒有倒下也是有原因的。你記得看見過中國大陸無處不在的起重機嗎？知道中國的經濟長期以來高速發展嗎？其實這是超現實主義的，因為政府人為刺激經濟，一直往那個機制裡砸錢。如果你到其他高速發展的國家去看看，會發現情況不是這樣。而我們知道，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經濟是不可能長盛不衰的，總有一天會垮掉。我雖然不知道會在哪一天，因為他們是操控能手，但最終你會看到中國經濟緩下來。這將嚴重損害到中共的地位。
記者：您認為要幫助中國民眾獲得自由，什麼是關鍵因素？
特雷弗：說到如何讓中國自由，我認為，資訊是最重要的，比武器更重要。我們要讓人們願意拿起槍為自由而戰，必須要有思想。關鍵還是資訊流通，我們需要衝破防火牆，讓牆內人能夠接觸到信息和思想。事實上，中國大陸還是有很多可看讀物的，火苗也是有的。比方說李文亮醫生逝世後，很多人在微博發文倡導言論自由。
我認為，中國和過去的任何專制社會，比方說前蘇聯等都不一樣。中國政府利用現代的科技體系實行無所不在的控制，天網系統的幾億攝像頭、人臉識別、網路實名制、購票實名制、社會信用等級制，等等。
此前，美國一直沒有看到中共可能產生的危害，沒有看到它和前蘇聯的同類關係。看看現在的華為吧。假設前蘇聯時期有同樣的技術，如果克格勃向裡根總統提出，願意用極低的價格為美國建造網絡，裡根表示同意，你能想像嗎？現在，美國居然就徘徊在是否點頭同意的十字路口。這點上，我十分贊同特朗普總統的立場。不得不說，他當選上任後，我對他的看法越來越好了，而我從不把自己定義為自由派或者保守派。
如果從這方面看美國2020年大選，我認為在特朗普之外的其他人選中，布隆伯格將是最大的災難。布隆伯格說過，他認為我們不應該碰香港。根據他現在的言論，我敢肯定，如果他當選的話，肯定會讓華為進入美國。如果我們讓華為進入美國，讓中共進入我們的頭腦，他們將永遠也不會離開。
記者：您周圍的同齡人怎麼看您觸碰香港問題？
特雷弗：他們都支持香港追求自由，但是他們也為我擔心。我有的時候也想低調一些，但是，我意識到，我不願意生活在一個中共可以控制的世界上—--他們不僅控制自己國家人民的生活，也想控制其他國家民眾的生活。如果我生活在美國都會因為批評中共而面臨風險的話，那麼，我需要擔心的事情已經遠遠超出我個人的安危了。
如果我現在不發聲，而中共在某一天事實上掌控世界的話，他們將得以凌駕於所有人之上。過去這些年，他們滲透到了我們的社會和學校，在我們這裡建媒體、開智庫和辦學校，試圖影響我們的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加州大學，等等。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這些，並有所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