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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被“用完即棄” 香港體制外精英作兩手準備


資料照:在香港政府總部大樓外監控攝像頭後的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區旗幟。
恐被“用完即棄”香港體制外精英作兩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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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政府逐步落實北京為香港選舉敲定的細節。在民主進程面臨大倒退,民主派參政空間大幅縮小的同時,有分析認為,最終成為贏家的未必是當地的商界領袖或者親北京政界人士。觀察人士根據中共過往的軌跡,認為土生土長的香港精英日後會被邊緣化,反而非香港人日後有望晉身治港班子。

商界精英前途堪憂

香港行政會議本週二(4月13日)通過有關修改選舉制度條例草案。負責推選行政長官及選出四十名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增至1500人,選委會五個界別大量加入“愛國愛港團體”席位,譬如第三界別新增“基層社團”和“同鄉社團”,其中同鄉社團包括廣東、福建等中國省市社團。第四界別增設“內地港人團體”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別則有110席是全國性團體香港代表,包括全國青聯,全國婦聯等團體。

香港的地產商以往被認為足以左右特首選舉結果。有輿論認為,隨著“選委會”大量加入可由中聯辦直接控制的組別,北京日後將沒有與香港商界結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就扔”來形容北京對香港商界精英的態度。

中共行事有跡可循

香港時評人陶傑(陶傑提供)
香港時評人陶傑(陶傑提供)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時評人陶傑認為,這種假設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軌跡。陶傑說:“1950年到1954年劉少奇對上海工商資本界喊話,叫他們留下來為新民主主義,為新中國作出貢獻。他甚至說,我們共產黨不介意你留在新中國剝削工人,你們的剝削是有功的。到了1957年,知識界的精英被邀請對共產黨執政的種種不滿發表意見,(當時)很多知識界(人士)就說'外行領導內行'是很大的弊病,卻不知道自己進入了險境,被引蛇出洞”。

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商界對於“一國兩制”充滿期盼,陶傑記憶猶新。

陶傑說:“對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三十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但是那時候比較相信鄧小平或者鄧小平的繼承人,有上海作風的這個叫江澤民,結果頭十幾年,中國的市場經濟資本與香港的民族資本精英,非常能打成一片。”

馬雲如此 何況你呢?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資料照)
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資料照)

陶傑說,時移勢易,現在就連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等也無法獲得中共信任,更何況這些香港土生土長的精英。

陶傑說:“最近幾年我們看來,即使在中國大陸民間企業家都沒有受到很友善的對待,像馬雲、王健林、馬化騰這些,他們沒有反對中國,也沒有涉及任何顛覆政權的活動,但是可能他們太有錢,也由於中國現在這個制度,在體制上三十年來都沒有進一步的改革,如果是美國的石油大亨哈默到今天的('臉書'創辦人)扎克伯格,他們能夠在美國比較完善的法治和稅收制度下,他們能夠享受(美國已故總統)羅斯福說的,四大自由之一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陶傑眼裡,香港的親北京精英集團分為數大陣營,包括地產集團、外資財團、本地中小企,也有共產黨在香港培養的組織,包括民建聯和工聯會。

陶傑說:“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主動提交引渡法(逃犯條例),觸發一百萬人,兩百萬人的示威。在這場示威背後,也許中國領導接到了香港左派的小報告,後面有香港的財團在參與,而即使沒有參與,但也沒有反對。林鄭月娥施政的無知、粗暴、誤判使香港一國兩制崩壞提早發生,而且加速。 ”

親北京陣營恐被邊緣化

資料照:裴敏欣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就他的新書發表演講(2016年10月)
資料照:裴敏欣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就他的新書發表演講(2016年10月)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的看法與陶傑不謀而合。近日裴敏欣在“日經英文新聞網站”撰寫文章,他說,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國安法”時沒有徵詢香港政府高層意見;而修改香港選舉法的過程,更把整個香港親北京陣營派排除在門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況將陸續有來。

陶傑認為,香港商界領袖被邊緣化並不是空穴來風,從近日基層組織的言論可以看到端倪。他說:“新的選舉制度很明顯又把香港的工商界和地產界利益代表分薄了,邊緣化了。最重要是一些跡象讓香港的精英不安。中國調動了工聯會在內的香港的基層組織,口頭批鬥香港的財團,說香港的房地產是'癌症',等於在性質上已經把香港若干財團定為敵對關係。香港的精英也不是傻的。他們知道什麼叫慢火煎魚或者溫水煮青蛙。”

香港城市大學退休政治學教授鄭宇碩對美國之音表示,隨著中共對香港的控制越來越直接,估計日後會任用忠誠度更高的中國國內精英作為治港班子主要成員。

鄭宇碩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也經歷了很多中間派人士,很多民主派人士,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們了,五六五七年更有反右派運動等等,他們成為鬥爭對象了。”

中共不信任統戰對象

鄭宇碩相信,香港親北京陣營根本從未獲得北京真正信任。他說:“中共本身對執政班子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紀律性和忠誠度。外圍的人就只是利用,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謂統戰過來嘛。翻翻舊賬,現在頂尖的人其實也是港英當局當年栽培的對象,只不過在回歸關頭他們離開港英陣營,跑到親中共的陣營,忠誠度其實也很值得懷疑。”

鄭宇碩表示,親北京陣營中的大資本家也不是聽話的一群,具體表現包括拿外國護照,把資產轉移到外國等等。這類所謂的‘走資’行為也是中共紀律所不容許的。

由旅居美國香港人組成的“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羅先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香港資金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中共需要的不僅是資金,更需要的是高科技和管理人才,而過於依賴地產的香港企業要“表忠”則比以前更困難。

羅先生說:“以往('忠誠'的定義)可能是讓香港人到大陸去開廠做生意,把外商帶進去,這也是香港最擅長的。但到了2021年這已不足夠,你必須幫忙'引進'技術,即使這些技術不是你自己的。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很多價值都由中聯辦重新釐定。商界也有微言,覺得這是行不通的,他們體會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兩三年前所想像的有很大出入。”

羅先生認為,香港親北京陣營面臨被邊緣化與領導層青黃不接有關。他說:“親北京陣營年輕一輩當中沒有一個突出的,就連一個名字也說不出來。既然中央提供了那麼多資源和時間,出來的效果卻是這樣。中央自然會有B計劃。”

精英們何去何從?

面對未來,這些支持中共政權的香港商界精英到底該何去何從呢?學者鄭宇碩認為,其中一個選擇是參考香港巨富李嘉誠,把資金分散投資在全球各地。

鄭宇碩說:“要是他們有這個本領像李嘉誠一樣,在基建、石油、甚至高科技、通訊打開局面當然更好,要是不行,那起碼在外國搞房地產,他們也應該有一定的能力,不過你要是這樣走資的話,在中共眼中的分量就更加下降了。”

時評人陶傑則認為,選擇留在香港的精英們必鬚麵對現實。他說:“如果要留下來只能跟香港的中資或者紅色資本暫時合作,但是他們的持份額會越來越'淡'。第一是避免個人的批鬥,第二是避免個人企業財團被批,第三是避免香港整個本地財團階級被批鬥,肉在砧板上,要嘛你不喜歡你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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